當社工遇上刑事案件（三）

前兩篇〈當社工遇上刑事案件〉、〈當社工遇上刑事案件（二）〉都寫在剴剴社工案宣判之前。今年4月16日，臺北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114年度訴字第51號）後，演講邀約不減反增，從各縣市社會局處、社工師公會、身障與兒少服務機構，到大專院校的社工系所都有。地點和聽眾不同，但大家的問題其實很接近：判決到底說了什麼？以後我的工作要怎麼調整？如果有一天輪到我上法庭，我能做什麼？

本篇用claude把宣判後幾場講座的逐字稿與現場QA整理成文字。和前兩篇一定有重疊的地方，但這次多了一份判決可以對照，也有更多來自第一線的提問。

先說在前頭：本案檢辯雙方都已上訴，目前在二審審理中。我們也沒有判例制度，一審判決不是「以後所有社工案件的標準答案」。以下的分析，都是根據公開的判決與資訊，提供大家理解與準備，而不是對個案下定論。

一、先讀懂一審判決：起訴的兩個罪名

本案起訴的罪名有兩個：「業務登載不實」與「過失致死」。宣判前社工界最焦慮的，其實是前者——擔心從此每一份紀錄都可能變成刑事證據。但從判決結果來看，重點完全在後者。

（一）業務登載不實：起訴的兩部分都是無罪

刑法第215條的業務登載不實，要件是「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過去涉及社工的業務登載不實案件，幾乎都是「核銷不實」，跟大家擔心的個案紀錄是兩回事。本案起訴的兩部分，一審也都判決無罪，兩個事實包含寫錯字、把醫師誤認為護理師，都不構成犯罪，跟第一時間看到罪名可能會腦補覺得是「篡改紀錄包庇保母」的情節是差很多的。
那紀錄要怎麼寫，才不會出問題？講座中我常被問到這題，整理幾個原則：

• 不能做的，是「明明沒有訪視卻寫有訪視」、「明明是今天去卻寫成別的日期」、「明知是A卻寫成B」，也就是刻意寫入與事實不符的內容。
• 每個人的用字習慣、專業用語、描述方式不同，三個人看同一個畫面，可能寫出三篇不一樣的紀錄，這沒有對錯，也不等於虛偽記載。日後在法庭上若有疑義，你可以說明當時為什麼這樣寫。
• 個案紀錄是與督導之間的溝通文書，不是逐字稿。事後補寫不必然有問題，建議機構在規範中先確認紀錄的性質，並將「紀錄內容」、「資訊來源」、「評估文字」分欄撰寫。
• 走過的要留下痕跡。發公文、打公務電話、向學校或國稅單位調資料、轉介、網絡會議，都留下紀錄。社工沒有搜索票，也沒有司法機關的調查權，對方給的資料常常有限、甚至經過篩選。如果事後發現落差很大，至少可以證明：「我當時確實依程序去要了，而我拿到的資訊就是這些。」

（二）保證人地位

過失致死在本案是「不作為犯」，前提是被告具有刑法第15條的「保證人地位」，也就是法律上有防止結果發生的義務。

一審判決建構保證人地位，大致有兩條路徑：

• 危險源監督：兒盟作為提供「全日托育型家外安置」的特殊職務機構，社工執行機構任務，判決認為保母家具有高度封閉性，屬於兒虐風險較高的危險源，社工對此有監督義務。
• 自願承擔保護義務：判決認為，透過三方契約的內容以及實務上口頭、默示的分工，陳社工實際上承擔了大部分的訪視工作，形成「資訊獨占」的狀態。

這裡最常引發誤會的，是「主責」這個詞。社工界講的「一主責、多協力」，主責是指個案管理與網絡合作的責任歸屬；但法律人在判決裡說的「主責」，看的是誰掌握最多資訊、誰具有資訊排他性、誰實際在控制與管理風險。本案審理初期花了很多時間在問「誰是主責社工」，但到後來大家會發現，法院並不是用「誰掛主責」來判斷，而是用「誰是資訊的排他者」。

所以也要提醒，保證人地位不是用「職業」決定的。宣判後有社工問我：可不可以倡議「社工沒有保證人地位」？這個方向恐怕行不通，因為法律從來不是規定好「哪個職業有、哪個職業沒有」，而是回到個案中實際的照顧、風險管理能力來判斷。反過來說，也不是所有社工都當然有保證人地位；即使有，也還要再看過失與因果關係，不會因此就直接有罪。

（三）過失責任：真正的深水區

除了保證人地位，還要有過失，也就是「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判決的論證大致是：

• 應注意：以台灣醫師聯盟2023年10月28日公布的「台灣兒少保護社區亮點強化方案兒少虐待臨床表徵12點提醒指標」作為標準。
• 能注意：陳社工的學歷、案量、受過的訓練。
• 未注意：11月20日最後一次訪視前，陳社工看到了「體重下降」、「悲傷無笑容」、「瘀青」，法院認為她「消極漠視」、「盲目聽信」。

我在許多場次都說，我認為本案真正的深水區不是保證人地位，而是過失。不論是偵查檢察官、公訴檢察官、判有罪的法官，或是法庭外的許多民眾，我相信他們都是真心認為「她應該看得出來」。網路上也常看到「如果是我，我一定看得出來」的聲音。

但這正是法律人與社工人認知差距最大的地方。法律人的問題是「她應不應該看得出來？」社工界的問題則是「當時真的看得出來嗎？」再加上案件初期資訊混亂，最後一個月受虐最嚴重時期的照片流出，很多人誤以為九月、十月就看得到這樣的傷勢。實際上，孩子是12月25日離世，11月初還有看小兒科、11月底還有看牙醫，11月20日是社工最後一次訪視；最後一個月，大部分的人都已經看不到孩子了。11月以前，大家確實看到了孩子的一些異狀，只是在保母的謊言下，沒有被辨識成兒虐。

創傷知情的觀點也在這裡：經歷多次照顧者更換的孩子，出現撞頭、不吃飯等行為，社工未必會解讀為受虐，也可能理解為孩子進入相對安全的環境後，才開始浮現過去累積的創傷反應。這些都是二審可能繼續攻防的地方。

（四）因果關係：假設了一個「會停手」的施虐者

要論罪，最後還要有「不作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相當因果關係」。一審判決的推論是：倘若社工積極查核保母，追蹤確認孩子的身心狀況，或通報相關單位介入，「當有極大可能使其知所警惕……勢必有所收斂甚至中止犯行」。

這個推論，等於假設了施虐的保母是一個「害怕被發現就會停手」的理性行為者。這部分的論證相對簡略，仍有討論空間。另外，一審未多加討論的「容許信賴原則」，也就是在合作網絡中，社工能否合理信賴其他專業與合作對象（包括領有證照、沒有前科的保母，以及看診時未發現異常的醫療人員），也有學者認為二審也還有主張的機會。

（五）為什麼只有第一線社工被起訴？

這幾乎是每場講座都會被問到的問題：社工看的是系統性的問題，機構的督導、主管、負責人呢？為什麼最後的責任都落在第一線社工身上？

先說機構。我國刑法原則上處罰自然人，法人本身不會是刑事被告；所以剴剴的生母提起民事損害賠償時，可以把兒盟列為被告，但刑事案件只會是個人。

至於督導、主管，起訴範圍是由偵查端決定的，法院只能就起訴範圍審理。所以老實說，我也無法告訴大家：如果督導們被起訴，用同樣的保證人地位與過失標準來看，會在哪一個層次成立或被排除。也許本來就沒有保證人地位，也許有保證人地位但沒有違反注意義務，都有可能。

法律上判斷責任，不是看職稱高低，而是回到「誰做了什麼、誰沒做什麼、有沒有注意義務、有沒有期待可能性」。這個難題不是社工獨有：自助餐廳有客人滑倒致死，是清潔人員、領班、店長還是飯店老闆要負責？工地意外，是現場的操作員，還是工地主任？同樣是滑倒，有的案件老闆被起訴，有的沒有，差別就在個案事實與證據能否連結到那個人。

二、在「別人的案件」裡作證：拒絕證言權

宣判後，我也越來越常被邀請談另一個主題：社工以證人身分出庭，以及拒絕證言權的問題。剴剴社工案中，也確實很多社工督導是以證人身份進入司法系統。

（一）現行法下，社工沒有拒絕證言權

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都有作證的義務。第182條則列舉了可以拒絕證言的職業：證人為醫師、藥師、心理師、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

社工不在其中（心理師也是2021年晚近才加入）。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幾乎與刑法第316條「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的職業名單相對應，也就是說，拒絕證言權與保密義務是「權利義務相對」的。也因此，曾有法院判決認為，社工師不在第316條的職業範圍內，即使洩漏了業務上知悉的秘密，也不構成本罪（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438號判決）。

（二）拒絕證言權保護的是「秘密」，不是「全部都不講」

拒絕證言權的法理，是承認「有些價值高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它保護的核心是秘密。以醫師為例，醫師其實很少真的在法庭上拒絕證言，因為病人有沒有就診、診斷證明開了什麼，都已經在卷裡，不是秘密；可以拒絕的，是病人高度隱私的內容。律師也一樣，有沒有接受委任是事實，但被告私下向律師坦承的犯罪內容，才是應受保護的秘密。

所以如果有一天社工界要倡議拒絕證言權，問題就不是「社工要不要全部都不講」，而是：哪些事情是社工因業務所知悉、應該保守的秘密？例如：當事人同意揭露時怎麼辦？揭露的事項對信任關係不重要時呢？法律已經規定有通報義務的事項呢？所有社工都需要嗎？是否要區分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

另外，即使沒有拒絕證言權，法庭上也不是毫無保護。例如性侵害案件中，被告方問到被害人的性經驗、交友情形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規定不得詰問被害人與本案無關的性經驗，檢察官、告訴代理人、法官都可能異議或制止；你也可以向法官表示，這部分涉及被害人隱私、與本案無關。

（三）比起答案，社工界要先回答「倫理兩難長什麼樣子」

講座中，有在衛政做保護性業務的社工問：我們身邊的醫師、護理師、心理師都有拒絕證言權，社工要不要推動？會不會反而背上更高的權利義務？

我的看法是，比起法律人給答案，社工界更需要先回答一個問題：在沒有拒絕證言權的情況下，實際陷入了哪些倫理兩難？例如案主覺得被社工「出賣」、從此不願接受服務、信任關係破裂。倫理兩難無法解決時，對第一線工作的負面影響，也就講不清楚。

我也理解，剴剴案後社工界有一種擔心：這個時間點去推拒絕證言權，會不會讓大眾覺得社工想包庇什麼？但站在刑事訴訟法的角度，這麼多職業都有拒絕證言權，社工去爭取並不過分；只是要說服大眾，社工界必須先把這些具體情境整理出來。

我反而常覺得，社工界在這件事上非常客氣，擔心「我如果守著這個秘密，會不會害國家沒辦法發現真實」。但拒絕證言權本來就是一個天平：該守的秘密就守，不是秘密的部分，在訴訟中協助搜集證據，也是很正常的事。

（四）作證不只是「指證」，也可能是無罪的關鍵

社工的證詞和紀錄，對法院來說是證明通報流程、當事人身心狀況等間接證據的重要來源，可能成為有罪的依據，但也可能成為無罪判決的基礎。

司改會過去也注意到一起人頭帳戶案件：一位智能障礙的當事人，法扶律師請了他的社工出庭作證，說明他平常的溝通方式：他雖然常用LINE，但太長的文字他讀不懂，回覆也都很短；而詐騙集團的話術恰恰是一次傳一長篇。二審法官因此認為，無法認定他交付帳戶時能預見帳戶會被用來詐騙，最後改判無罪。

（五）證人、鑑定人、司法詢問員：你是哪一個角色？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30號判決區分得很清楚：社工就其介入的個案，基於直接觀察與實際經驗所做的陳述，是證人；醫療或心理衛生人員就被害人的身心狀況（例如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提出專業意見，則是鑑定證人或鑑定人。

• 證人：講的是親見、親聞、親身做過的事。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記不清楚就說記不清楚。不要被要求推測、評價，也不需要回答超出社工專業的問題。座談前的調查中，就有社工反映被問到「被告的認知功能、精神狀態」，這並不是社工能判斷的；社工可以描述觀察到的創傷反應，但無法確定創傷的來源，更不能診斷PTSD。
• 鑑定人：提供的是專業評估與意見。鑑定本來就可能有不同流派與評估方式，A、B、C三位鑑定人意見不同，不代表誰在說謊，不必擔心因此有法律風險。
• 司法詢問員：協助兒童、身心障礙者與檢察官或法官溝通，角色比較特殊，同時有專家、證人、通譯的性質。實務上常見一次簽好幾份不同身分的文件，就是因為很難精確界定。

也有社工問過，法院來調取社工紀錄時，要另外做一份給法院嗎？法院需要的，通常是業務過程中持續、規律形成的原始紀錄，提供原本的紀錄即可（詳見〈當社工遇上刑事案件（二）〉）。

三、保護自己的幾個實務問題

（一）我是證人還是被告？

各場講座的事前調查中，「被證人轉被告」都是社工最擔心的前三名。收到地檢署調閱資料時，很多社工會擔心自己是不是被調查的對象。一般來說，調取的若是某位被害兒少、性侵或家暴當事人的服務資料，核心通常是那個案件中的行為人與被害人，就像調醫院病歷一樣，不是在調查社工本人。

如果收到傳票，傳票上一定會載明你是「證人」還是「被告」，開庭時也會告知。至於「證人轉被告」，前兩篇都提過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003號判決：檢察官若蓄意規避告知義務，用證人身分傳喚實際上的嫌疑人，取得的陳述，法院可以權衡證據能力。

（二）成為被告時：務必請律師陪同

這點前面兩篇都強調過，再提醒一次：以被告或嫌疑人身分到案，不要自己面對。另外，交出手機不等於同意查看內容：同意「扣押」是暫時保管，同意「搜索」則需要明確授權。查看手機內容原則上需要法院核發的搜索票，且範圍必須與案件相關，不要在緊張之下輕易同意搜索。

（三）個資與人身安全

社工的被告或相對人，常常就是服務過程中的加害人。很多人擔心身分證字號、住家地址出現在卷宗上，會有人身安全的風險。實務上可以：

• 陪同偵訊或作證時，詢問能否使用代號。
• 請求個資另以密封方式保存，不顯示在卷證或書類上。
• 以任職單位地址作為送達地址。
• 主動在筆錄中表達擔憂，或事先以書狀提出保護個資的請求。

有安全上的顧慮，就主動向檢察官或法院提出。

（四）家訪時，可以不告知對方就錄音嗎？

一位身障領域的督導分享了一個令人心驚的案例：兒保社工在家訪時遭案父以性暗示的言語騷擾，報案後對方矢口否認，因為現場沒有錄音而無法證明。她問：社工在家訪時，可以不經對方同意錄音嗎？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如果你是對話的一方，且不是出於不法目的，即使沒有經過對方同意，錄音錄影也是可以的，就像行車紀錄器、住家監視器、被恐嚇時自行錄下的對話，都可以交給警方作為證據。但不可以的是：你不在場、卻偷偷在案家或對方車上放錄音設備，長時間監聽他人的生活。

也要注意，合法蒐證的錄音是拿來保護自己、提供給司法機關使用，不是拿到網路上公開。

（五）報案會不會被反告誣告？

報案本身就是一種自我保護。即使最後因為證據不足、各說各話而不起訴，也不等於報案的人就構成誣告。誣告罪的前提是「明知為假而故意捏造事實」。有事實基礎，就可以依法報案，不必因為害怕被反告而什麼都不做。

（六）主管機關要調閱監視器，一通電話就要全部給嗎？

托育、身障、兒少服務機構常被要求在期限內提供大量監視器畫面。原則上，公部門調閱資料應以正式公文為之，緊急時可能先溝通、公文後補。至於範圍，時間區段、區域、資料量、提供方式，都是可以合理溝通的，不是要求什麼就必須無條件全部提供。

今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兒童托育服務法》，已要求托育人員設置監視設備，並上傳地方政府雲端保存至少30日。但監視器不是萬靈丹：設備故障、死角、行為人刻意避開，都可能發生。

（七）個資：LINE可以討論個案嗎？AI可以寫紀錄嗎？

個資法的範圍比很多人想的更廣：能辨識出是誰的，就是個資。在限時動態或Threads上分享工作點滴，只要看得出是誰，就可能違反。反過來說，業務上為了提供適當服務而確保紀錄完整（基本資料、案主的問題與看法、社工的分析、處理經過），都在必要範圍內。

• 其他單位（里長、議員、法院、家事調查官）來要資料：回到是否符合目的外利用的例外，以及是否合乎比例，例如里長一定要拿到全部名冊才能發放物資嗎？請對方提供正式公文，載明依據、用途與明確範圍；必要時遮蔽特定資訊。
• 用LINE討論個案：群組內沒有無關人士，屬於目的內使用。但建議使用公務手機、暫時性拍照傳送後即歸檔、盡可能使用保密程度較高的通訊軟體。手機被盜、遺失或被駭導致個資外洩，機構若沒有採取保護措施，仍可能被求償。
• 用AI摘要、生成個案紀錄：外部、商用的生成式AI可能將內容存取並用於訓練模型，不應使用。若要使用，必須是內部建置的系統，並訂有使用規則。

四、制度可以怎麼完善？

最後，談談講座中大家最常追問的：除了個人小心，制度上還能做什麼？

（一）第一線可以先檢查的

• 你手上的工作，是否都有SOP？依據的是法規、內規，還是習慣？
• 你跟網絡之間的分工，是有明文的，還是口頭、默示的？
• 你是不是社安網裡孤立的資訊者？有沒有資訊只有你知道，沒有其他網絡一起承擔？這正是本案陳社工最後的處境。

（二）「比照醫療法第82條」是什麼意思？

宣判後，衛福部喊出「比照醫療法第82條」修法。2018年修正的醫療法第82條規定，醫療過失的判斷除了違反「醫療常規」的注意義務，還必須逾越合理的「臨床專業裁量」，並應以「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

不過研究也發現，修法對法院判斷醫療過失的案件數與結果並沒有顯著影響；真正改變的，是法官在論罪的時候寫得更「詳細」，以及處理醫療爭議的第一線轉向訴訟外的調解與關懷機制。

（三）社工涉訟時的制度性支持

台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在判決後的聲明中提到，將推動「職業責任保險」並爭取將保費納入政府委託服務成本，也將研擬法律支援機制。我認為這是很正當的訴求。國家長期把社福工作委外給民間機構，委外時除了人事費、業務費，也應該配足保障職業安全的資源。小型機構可能沒有律師，主管甚至不是社工背景，更需要公會或主管機關建立支援管道。

（四）收出養轉向公部門之後

這個案件確實推了一把，讓收出養制度改變了。國際專家在兒童權利公約（CRC）審查時一再提醒，台灣的安置資源不足、床位有限，像剴剴這樣的高風險孩子沒有進到國家的安置系統，只能仰賴民間的臨時托育。事件後，收出養媒合回歸以社福中心為主的公部門，但第一線社工本來就已經有很多工作，又多了收出養業務，能否維持過去民間團體的彈性、親民與速度？七歲以前的孩子比較容易被收養，如果流程變慢，也會影響孩子被收養的機會。公部門承接不代表理所當然會服務得更好，這仍需要資源與持續觀察。

小結：保護孩子的前提，是還有社工願意留下來

我常在講座最後跟大家說，我不是第一線做收出養或保護性業務的人，社安網多如牛毛的問題，我未必是最適合給答案的人。但我很確定一件事：這些改革要發生，前提是大家不要在恐慌中全部離開社工界，要有人願意留下來，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而要讓人留下來，勞動條件、待遇、工時當然重要，但也需要職場上的安全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而不只是無止盡的核銷與避險。外界談社安網改革時，想的是如何更保護孩子；但保護孩子的前提，是還有社工在這裡繼續工作。所以，更保護社工並不是防衛性的要求，而是很正當的訴求。

剴剴社工案還會在二審走一段時間，對個案當事人來說，一個案件走上五年、十年，是很痛苦的事。但對社工界而言，這段時間也是一個機會：持續整理實務經驗、形成專業共識，讓法律人能真正理解社會工作在做什麼。這不只是為了這一個案件，也是為了下一位站在第一線的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