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中雄案

許多人，是在蘇炳坤案的脈絡下，第一次看到郭中雄這個名字。1986 年 3 月，新竹金瑞珍銀樓發生搶案；同年 6 月，郭中雄因另一起銀樓竊盜案被查獲，其後在警詢中供稱與蘇炳坤共同犯下金瑞珍銀樓搶案。

案件一審就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部分判決兩人無罪，檢察官上訴後，二審改判有罪；最高法院於 1987 年駁回上訴，判決確定。其後再審判決確認，當年郭中雄指認自己與蘇炳坤犯案的供詞，是在刑求下作成，欠缺任意性與真實性。

有罪確定後，蘇炳坤堅決主張受冤。檢察體系重新調查並為他提出四次再審、四次非常上訴，均未能獲得救濟。2000 年 12 月 10 日，陳水扁總統依赦免法第 3 條後段，以「罪刑之宣告為無效」特赦蘇炳坤。

特赦之後，蘇炳坤仍繼續爭取無罪判決。2017 年聲請再審，經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聲再字第 225 號裁定開始再審；2018 年 8 月 8 日，高院以 107 年度再字第 3 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維持一審無罪，之後確定。

有關蘇炳坤案，可參閱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案情介紹，以及陳昭如所著《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

蘇炳坤獲判無罪後，當年以刑求自白與有瑕疵的物證建立的證據結構，已不足以證明兩人涉犯金瑞珍銀樓搶案。針對與蘇炳坤案事實重疊的部分，高等檢察署有罪確定案件審查會審查後，檢察官於 2019 年主動為郭中雄聲請再審；司改會也協助組織義務律師團，投入救援。

臺灣高等法院以 108 年度聲再字第 331 號裁定開始再審，於 2020 年 3 月 5 日以 108 年度再字第 3 號判決，駁回檢察官就郭中雄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部分的上訴，維持一審無罪，之後確定。距離 1986 年案發，已過了 34 年。

兩位被告在金瑞珍銀樓搶案都獲得平反，並不代表郭中雄所有被判有罪的部分，都已獲得救濟。另三件竊盜案，是接下來仍須面對的漫長道路。

除了金瑞珍銀樓搶案，郭中雄另被認定有四件竊盜犯行。其中一件未在這次聲請再審的範圍；他與律師團爭執的是另外三件加重竊盜案，主張當年的認罪同樣來自刑求與高壓訊問。

依郭中雄向律師團的陳述，當年員警對他說：「大條的都認了，小的也認一認吧！」所謂「大條的」，指的是後來已獲平反的金瑞珍銀樓搶案。

第一道關卡：連續犯中的部分事實，能否單獨聲請？

當年的四件竊盜以連續犯、裁判上一罪處理。若只爭執其中三件，能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聲請再審，成為本案首先面對的法律問題。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於 2021 年 4 月 21 日作成 109 年度台抗大字第 1221 號裁定，確認：對連續犯裁判上一罪中的部分犯罪事實，如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足認不能證明該部分犯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聲請再審。

大法庭指出，裁判上一罪實質上也涉及數罪，不能只因法律上以一罪處理，就對其中不能證明犯罪的部分採取不利於救濟的解釋。這個見解打開了「可以聲請」的門，卻沒有直接裁定三件竊盜案應開啟再審。

律師團認為，強劫案已被確認的刑求事實，與三件竊盜案自白形成的時間、環境密接。法院則認為，各份自白的詢問人、內容及後續陳述不同，不能直接以強劫案的判斷取代竊盜案的審查。以下保留原頁證據投影片的重點，並標出各項資料能證明的範圍。

原頁投影片主張郭中雄的自白不具任意性，並對照同日六份警詢筆錄的時間及製作人。下表日期均為 1986 年 6 月 19 日（民國 75 年）；姓名與時序另以歷次裁定核對。

郭中雄在 14:00 第二次警詢中，開始承認另外三件竊盜犯行。但蔡瑞禎、陳顯榮的被害筆錄已在 13:00 製作，王順的筆錄則記載為 14:10。張瑞雄、鄭進良分別於同一個 13:00 製作兩位被害人的筆錄，之後再由張瑞雄於 14:00 詢問郭中雄。

原投影片指出，三件被指控竊盜的時間分別為 1985 年 8 月 30 日、1985 年 12 月底某日、1986 年 1 月 25 日，並質疑卷內未見被害人當時報案的紀錄；其中蔡瑞禎的筆錄，又由律師團指為參與刑求的張瑞雄製作。這些是律師團對偵查形成過程的質疑，並非本頁另行認定各名員警的刑事責任。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抗字第 23 號裁定也要求釐清：警方如何能在郭中雄被查獲後短時間內通知三位被害人？被害人原有無追究之意？郭中雄自白與被害陳述的先後關係為何？警方獲知犯罪事實與製作筆錄的時間，是否相符？

其後法院調查認為，因相關人員死亡、記憶消退及卷證未留存，部分經過已無法完全還原，仍認不足動搖竊盜有罪認定。律師團則主張，不能把無法釐清的結果轉成受刑求者的不利益，這正是本案持續爭執的核心。

高院於 2020、2021、2023、2024 年四度駁回這次再審聲請；最高法院曾三度撤銷發回，最後於 2025 年 2 月 13 日駁回抗告。以下依原頁陳家誼律師整理的救濟表，逐件核對裁定，補上聲請主張與法院理由的區分。

其中，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抗字第 23 號裁定，曾讓律師團燃起希望：被告自白可以納入第 4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證言」，並非必須先有偽證罪判決，才有救濟的可能。但裁定同時要求有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虛偽，不能只把其他判決對證據的不同評價，直接當作已證明虛偽。

然而，幾度調查與發回之後，法院最終仍未認定三件竊盜自白受到刑求的不正影響。郭中雄已走過數十年的司法長路，這三件案件仍沒有機會開啟再審。

最高法院駁回抗告後，律師團仍認為，再審程序對酷刑證據的處理與舉證責任，有必要從正當法律程序與訴訟防禦權的保障重新檢驗，因此於 2025 年 8 月 25 日續行非常救濟。

為替蘇炳坤尋求非常救濟，新竹地檢署曾以金瑞珍銀樓老闆陳榮輝明知扣案金飾不是店內被劫財物，仍加以詐領為由起訴。陳榮輝經高院 84 年度上易字第 881 號判決詐欺罪成立，有期徒刑二月，再減為一月，緩刑二年，因不得上訴而有罪確定。檢察官再以該詐欺判決，為蘇炳坤的利益聲請再審。

結果形成了荒謬的處境：金瑞珍銀樓搶案的實際被害人，反而成為另一起詐欺案被告，遭到定罪。

高院 107 年度再字第 3 號與 108 年度再字第 3 號再審判決指出，1986 年 6 月 19 日，警方通知陳榮輝領取自寶興銀樓取出的金手鐲一個、金項鍊一條時，先拿出填好的認領保管收據，要求簽名按指印；陳榮輝、陳許美龍表達這些不是自家被劫金飾、不願領回，員警仍違反其主觀意願，將兩件金飾發還。兩人之後也已交回財物。

依這些再審判決所揭示的經過，司改會認為陳榮輝並無詐領贓物的故意。郭中雄與蘇炳坤強劫案的平反，並不當然撤銷陳榮輝另案的有罪判決；原頁所關注的這項冤抑，也應被看見並獲得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