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刊出「當社工遇上刑事案件」一文後，獲得許多人的回饋，也蒐集到不同服務領域社工的疑問。我們除了持續接受演講的邀請，也將相關問題整理如下，希望對社工有所幫助。

一、「未及時攔阻風險」的責任

第一線社工最常見的擔心，來自剴剴社工案中社工被以「過失」標準追究責任。許多人因此開始思考：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可能遇到存在死亡風險的案主，但基於各種原因或能力限制，未必能「及時攔阻」風險。

然而，社工並非超人，也不是警察，究竟何謂「及時攔阻」？在實務上，許多討論其實都集中在一件事——是否進行「通報」。

許多社工擔心，如果案主之後發生死亡事件，社工可能被回頭追查是否曾通報。但未通報往往有其情境，例如：案主曾提及家暴、用藥或其他可能造成死亡風險的因素，但說法隱晦、只是轉述他人推測，或有其他跡象使其真實性可疑；又或是在下班、休假期間得知，因時間差未及通報；甚至可能遭遇個案情緒勒索（如「你通報我就去自殺」）等情況。

對於這樣的擔憂，法律上可分為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兩個層面來看。

（一）行政責任

相信社工們都不陌生，通報義務主要規定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與第100條。法律要求相關專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如知悉兒少有疑似受害情形，應立即向主管機關通報，最遲不得超過24小時；若無正當理由未通報，可能處以6,000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

因此，實務上的關鍵問題是：哪些情況可以被認定為「正當理由」？

整體而言，對於「知情」的法律標準，因為制度初衷是希望避免漏接案件，所以採取較寬鬆的認定方式，盡量縮小實務現場需要判斷的空間，只要「疑似」即建議通報。由於本條裁罰金額相較訴訟成本並不高，因此真正進入法院形成判決前例的案件並不多。但從目前少數案例觀察，上述常見情境——例如說法隱晦、轉述他人推測、真實性可疑——幾乎都難以被認定為正當理由。

實務上，社工可以多留意自己機構過往的通報前例，在同一服務領域建立一致的通報標準，對於日後說明判斷理由會較有幫助。

在這樣的制度下，許多人也會擔心：如果通報破壞與案主的信任關係怎麼辦？實務上可能遇到個案情緒勒索說如果通報就去自殺等等，固然真的很困難，但這題仍然只能回到社工機構的訓練，例如如何回應案主對通報的反彈。畢竟，如果信任關係建立在「為案主保守秘密」之上，本身也並不穩固。雖然通報可能造成衝擊，但仍需努力讓案主理解通報的目的與社工工作的原則。

（二）刑事責任

違反通報義務通常只涉及行政責任，但若案主死亡或受傷而涉及刑事案件，是否可能追究社工的刑事責任？

上一篇文章已提到，在刑事法上，要成立過失致死，首先必須確認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接著再檢視是否在該地位下，是否有本應履行的作為義務卻未作為。

在剴剴社工案中，所謂「及時攔阻風險」的可能作為，討論的是「訪視」行為，例如訪視頻率、是否採取定期或不定期訪視、訪視重點與後續處遇等，都可能被納入是否已盡注意義務的判斷。

實務上，許多被控過失致死的案件，往往在偵查階段即因「與死亡結果因果關係過於遙遠」而不起訴。例如常見的情況是，社工在個案管理期間長者被轉介至養護機構，但長者之後因照顧品質、環境適應或既有健康問題等因素死亡，家屬回頭提告社工。對於這類多重因素介入、因果關係較遠的案件，目前並沒有聽聞社工被起訴的例子。憾事發生時，社會往往期待有人負責，但責任界線仍需合理劃分。這其實正是「保證人地位」與「因果關係」等法律概念存在的意義。

關於社工被論以保證人地位而被判決過失致死的兒虐案，過去缺乏相關前例，剴剴社工案也尚未判決，無法一概而論。不過可提醒，社會安全網本質上是合作網絡。如果社工成為唯一掌握資訊、也唯一承擔責任的對象，在案件發生問題後，被追究責任的風險反而更高。因此社工也可以檢視自己的案件，是否適度讓網絡共同承擔資訊與決策。

剴剴社工案預計於4月16日作出一審判決，確實可能對實務形成一定影響；但若案件進入上訴程序，仍可能出現不同見解，目前尚難定論。

二、關於「如何寫紀錄」

（一）業務登載不實的問題

上一篇文章主要討論社工在偵查階段作為證人或被告時的注意事項，在審判階段則介紹了「保證人地位」概念。由於剴剴社工案同時涉及「業務登載不實」的指控，因此也有不少人詢問相關問題。

實務上，社工工作繁忙，許多機構反映紀錄負擔沉重。「拖欠紀錄」在業界並不必然代表不認真工作，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常見現象。因此社工也擔心，如果紀錄補寫、與其他網絡社工紀錄不同，或因各種原因未記載，是否可能構成業務登載不實？甚至有人問：是否需要採取「防衛性紀錄」，避免寫入評估？

過去涉及社工的業務登載不實案例，多為核銷不實，與目前社工擔心的情境並不相同。法律上，業務登載不實必須是「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於業務文書，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並非輕易成立。個案記錄時常是機構內部的溝通文書，讓第一線的社工跟督導可以討論案主情形，本來就不是逐字稿性質，所以遇上被指控有未記載事項，只要社工要能提出專業上見解，說明認為不需要記載之原因，並注意以下幾個書寫的基本原則，不必過度擔心：

• 個案描述可使用引號區分。
• 將觀察（及其資料來源）與評估分開記錄。
• 機構可能本身就有規範一些必要紀錄事項，繳交紀錄後，也會有與督導討論評估內容的紀錄，都可以作為該文書性質為「本於當下有限資訊判斷所紀錄」（而無主觀捏造動機）的佐證。

（二）法院有時會調取「社工紀錄」，可以當證據嗎？

另一個情境是當「社工紀錄」作為他人案件的證據（例如性侵案件中被害人的證詞以外，很常希望透過社工紀錄作為補強）。

有人詢問過，當法院來調取社工紀錄，請問是要另外做一份給法院？還是把平常的紀錄給法院就好？

這要回到「社工紀錄」在法律上的性質，最常見見解例如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台上字第1830號：

但也不是只要是「社工做的紀錄」，一律都可以被當成「補強證據」，如果不是「業務過程持續、規律所為記載」，也可能只是傳聞證據，沒有證據能力。例如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台上字第3360號的見解：

因此，當法院調取資料時，通常需要的是「在業務過程中持續、規律形成的原始紀錄」。除非法院另行囑託鑑定特殊的事項，否則提供原本紀錄即可。

※ 備註：平冤論壇就曾經舉辦過相關的場次「【圓桌論壇】社工紀錄與補強證據」，場次中即討論過不同情境下社工在法庭中的角色，也會影響其證詞或是紀錄具不具有補強證據的資格，抑或是僅是被害人證詞衍生的累積證據。

三、社工界可以繼續討論的問題

在講座QA中，有幾個可能不是法律界要回應，而是社工界要後續討論的點，也一併提出，供社工界持續討論：

（一）執業風險高，社工界也應該要推動責任保險嗎？誰要負責督促主管機關推動？

（二）遇到法律爭議，機構要幫社工請律師嗎？機構如何建構社工涉訟時協助或補助機制？

（三）固然司法判決也會建構對於注意義務的界線，但社工平時的注意義務更多來自外部主管機關、機構內部規範，每個機構之間各有差異，各領域各項服務有可能有一致標準嗎？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