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譯制度改革

正確而有效的通譯是基本人權

一個聽不懂法官、檢察官或律師，或其他在法庭上的人在說什麼、問什麼的當事人，如何做充分的說明，為自己辯護？

當不能通曉法院所使用的語言之時，有權運用正確與有效的通譯是獲得公平審判所不可或缺的要件，而是兩公約中所明定的基本人權，也是國家的當然義務。

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第3項對被告之最低限度程序保障規定：「第1款：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第2款：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第6款：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而我國的法院組織法第九十八條也規定：「訴訟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有關係之人，如有不通國語者，由通譯傳譯之。」

從法庭觀察看到通譯問題

司改會開始關注通譯問題，源自於司改會長期推動的法庭觀察活動。於2001年第7屆的法庭觀察報告中就提到，觀察員普遍對「通譯」的存在提出質疑。法院的通譯「既不能譯，也不會通」，觀察員甚至觀察到部分通譯連一般台灣社會中經常使用的台語、客語，也出現雞同鴨講的狀況。通譯在法庭上的工作幾乎只是負責按下錄音機或轉交證物，部分通譯甚至還狐假虎威，比法官還兇。

由於法庭所設的通譯沒辦法發揮功能，導致真正遇到需要通譯的狀況時，反而是由職司逮捕的外事警察直接擔任所捕被告之通譯，或是把陪同當事人出庭的社工人員凹來當臨時翻譯，甚至讓仲介擔任移工的通譯。但類似的作法，對通譯這個角色來說是不適當的。因為通譯負有公正中立的義務，警察負有調查犯罪之責，社工負有關照案主之責，而仲介與他所仲介的移工之間則可能有利害衝突（初步的了解可以看司改會以實際通譯案例改編的法庭狀況劇）。

通譯制度改革的具體訴求

由於司改會認為，司法應該以人民的需求為本，台灣是一個社會組成成員多元的國家，司法有必要徹底檢討現行的通譯問題，落實改革，以保障各族群在司法上的權益，展現對多元族群的尊重包容。因此，民間司改會於2005年開始規劃通譯制度改革，並邀請各界團體，希望能針對通譯問題要求官方做出具體的改革。

2006年1月26日司改會與婦女新知基金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賽珍珠基金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共同連署並召開記者會，提出以下三大訴求：

司法院應將通譯所佔之司法院預算，轉為建立通譯人才庫之經費
培訓通譯人才之法律知識與執業倫理
成立外部獨立的通譯協會，以長期培養專業而具獨立性的通譯人才

由於改革主張獲得司法院的認同，司法院開始建置特約通譯制度，包括建立名冊、培訓並明定報酬。可惜的是，對通譯制度長遠發展非常重要的通譯協會，司法院則沒有積極推動。

雖然建立了特約通譯制度，關於通譯制度的運作，還是有很多問題存在，例如：

可能會辦理涉外案件的機關，不見得都有通譯名冊，有的話也不見得有公開。
通譯制度只停留在建立「特約通譯名冊」，但仍缺乏對通譯的完整教育訓練及認證標準。成為特約通譯只要求中級的語言能力並完成22小時的講習訓練，但這樣的培訓並不足以讓通譯應對大量的法律名詞、專業術語，也不足以了解對公部門處理相關事件的程序，對文化差異的認知也不足。
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通譯的預算不足，並且未主動替外籍人士安排適當及免費的司法通譯。例如外國人收容中心裡沒有能力的外籍人士相互通譯。
辦理涉外案件的機關，對於如何妥善運用通譯及其重要性，認知不見得都足夠。例如通譯去到警察局時，筆錄已經作好，只待通譯簽名背書。
通譯欠缺迴避制度及倫理規範，惡質仲介往往成為外籍受害人的通譯。

因此於2010年司改會與共同組成「司法要專業推動聯盟」的社團夥伴們，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說明現行通譯制度存在著上述問題，隨後並向監察院提出陳訴。對此，監察委員沈美真、李炳南、楊美玲於2012年作成調查報告，並對法務部提出糾正案。為了回應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及糾正案，相關單位確有修改並增訂相關規定，不過具體的改善情況，仍需要各界持續地追蹤與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