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當事人梁宣詠，涉及許多毒品相關案件，近期頻頻地提起非常上訴，並非想要推翻事實得到改判，而是因為先前的判決當中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的一個核心——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司法不應該以錯誤的方式加重他最終必須執行的刑期，因此直到現在他仍然試圖去打破這樣的窘境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本案的刑期認定雖然複雜，但主要他在提起上訴後重審有罪的部分變少了、刑度變輕，然最終法院卻在定執行刑時裁定居然比原來還重。

什麼是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刑事訴訟上被告自己提起上訴或有人為他爭取更輕的判決，如果檢察官並無相對地提起上訴，法院在審理時就不可以反而加重刑罰，目的是為了保護被告的權益，讓被告能安心行使上訴權，不必擔心會因此被報復與加重處罰，讓審判過程更公平，進而使民眾對司法的訴訟制度更有信心。

同時，也因為被告敢勇於為自己的利益發聲上訴，有助於法官在重新審酌的過程中發現真實避免冤案的產生，提升整體的司法品質。

什麼是「定應執行刑」？為什麼不是把所有刑期加起來？

當一個人犯了不只一個罪，法院會針對每個罪各自判刑，但最後不會讓每個刑期都累加執行，而是會再決定一個「實際要執行的刑期」─這就是所謂的「定應執行刑」。根據《刑法》第50條的規定，只要這些罪犯案的時間點只要在「第一個判決確定之前」犯下的，就可以一併考量，再定一個總體的執行刑期。《刑法》第51條則規定了這個總刑期該怎麼決定：原則上，法院會在「各罪刑期加總」與「最重一罪的刑期」之間，斟酌具體情節來作出決定。

這樣的設計，是為了避免被告因同一段時間內的多個行為，而遭受重複處罰，也確保整體刑責與其實際責任相稱。否則，若讓每個刑期都累積執行，往往會造成過重處罰，與刑罰個別化、比例原則背道而馳。

本案事實

本案分成ABC三個部分的合刑，其中A合刑梁宣詠的三個毒品罪分別刑期如下，

新北地院99年度訴字1935號判決：

罪名	A1：販賣第三級毒品	A2：販賣第三級毒品	A3：販賣第三級毒品
犯罪時點	民國98年12月29日	民國99年1月下旬	民國99年2月8日
刑期	五年六個月	五年六個月	五年六個月
定應執行刑	七年兩個月

上訴二審後高等法院101年上訴第497號判決判處了相同的罪刑與定執行刑，三審則撤銷發回，爾後高等法院101年上更一字第147號判決改為下表：

罪名	A1：販賣第三級毒品	A2：販賣第三級毒品	A3：販賣第三級毒品
犯罪時點	民國98年12月29日	民國99年1月下旬	民國99年2月8日
刑期	五年四個月	五年四個月	五年四個月
定應執行刑	六年十個月

上訴後其中99年2月8日的這個販賣三級毒品被駁回確定其餘撤銷發回後，由高等法院102年上更二字第18號判決如下：

罪名	A1：販賣第三級毒品	A2：販賣第三級毒品	A3：販賣第三級毒品
犯罪時點	民國98年12月29日	民國99年1月下旬	民國99年2月8日
刑期	無罪	五年二個月	更一審上訴被最高駁回確定

而B系列判決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980號刑事判決較無波折，刑期如下：

罪名	販賣二級毒品	持有一級毒品	施用二級毒品
一審	五年六個月	十個月	六個月
二審	上訴駁回	上訴駁回（不得上訴三審）	上訴駁回（不得上訴三審）
最高	上訴駁回
定應執行刑	六年四個月

C相對單純新北地院100年簡字第5415號，判施用二級毒品，宣告刑6月，而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聲字第2430號刑事裁定將C系列與B系列判決諸罪及A系列判決中先確定的販賣第三級毒品（99年2月8日，宣告刑5年4月），合併定應執行刑12年。

爾後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聲字第4177號刑事裁定，再將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聲字第2430號刑事裁定諸罪（定刑12年）與A2的5年2月，合併定應執行刑16年6月。

但是如果以A系列判決曾定應執行刑7年2月或6年10月為參考，而在更審的過程一路都是減輕或改判無罪，再加計B系列判決定刑6年4月以及C案的6個月，合計是14年或13年8月，也比本裁定所得的16年6月為輕。

法條補上的是文字，不是原則的起點

本案梁宣詠曾以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為由提過抗告，但卻經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111號刑事裁定駁回。理由略為本案為民國103年6月4日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修正條文公布施行前的案件。而之前此類案件皆被認為是舊法時期的產物，無法救濟。

然而應該要重視的不是法條所補上的文字，而是這個原則的本身，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身就存於刑事訴訟法之中，對於「越訴越重」使被告不敢爭取自己利益上訴的根本原則，到爭取刑度的部分也應然相同。

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明文規定：「前段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這裡的「刑」不只包含單一罪的宣告刑，也包括數罪併罰後整體的「定執行刑」。若上訴後已經有部分判決無罪，或量刑減輕，法院卻在合併定刑時判更重，就等於「變相加重」，明顯違法。

結語

本案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並非修法前後適用的差異，而是法院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理解與法條解釋的偏差，也同時反映出法律見解演進過程中，個案可能遭遇的權利落差，本案不是唯一一件也不會是最後一件，建議相關案件均須透過更精確的修法使其可以得到因應的救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