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8月11日，憲法法庭公布了112年憲判字第13號【販賣第一級毒品案】。該則憲判意旨為：「我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在某些輕微案件中，會有適用過苛的情形」，並因此諭知相關機關應就此修法，且建議可依販賣數量、次數多寡等，分別訂定不同刑度之處罰。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真的處罰過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危條例》）真的有處罰過重的問題嗎？要探究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比較其他犯罪刑度」及「觀察實務判決情形」兩個面向來討論。

首先就「比較其他犯罪刑度」來說，現行《毒危條例》的處罰主要是以「毒品級數」為依據，而其中最重的處罰就是「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罰金部分略）。

或許在某些觀點中，會認為毒品對社會所帶來的危害嚴重，予以重刑制裁並不過份，然而若與「普通殺人罪」比較，普通殺人罪的法定刑則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們不禁可以思考，一個並未直接造成死亡結果（生命侵害）的犯罪，刑度竟然比造成死亡結果的犯罪還高，從法律評價上來說真的妥當嗎？或者說販賣毒品無論是100公斤或0.1公克都是這個刑度，真的都是合理的嗎？

再來就「觀察實務判決情形」而言，則必須提及毒品案件在實務判決的一個特殊現象---諸多判決援引《刑法》第59條為減刑的依據。

《刑法》第59條內容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意即，如果該案情節真的非常值得同情，法院連用該罪的最輕刑度判決都嫌太重的話，可以再為被告減刑。

事實上該條在刑事判決中，由於被認定「顯可憫恕」的標準嚴格，在使用上非常少見，而例外便是---在毒品案件中經常被法院引用為被告減刑。因為，在許多毒品案件中的「案情」，多少也會使法院認為處罰過重。例如，在一些案件中所謂的「販賣毒品」，其實是兩位本來就都有在吸毒的被告以原價轉手給對方（《毒危條例》中，以成本價甚至虧本賣都可能構成「販賣」）。這顯然與我們想像的立法預設中，要以重刑（無期徒刑為起點）打擊禍害社會的毒品源頭的情境，可能有些許落差。而從這些案例中也可以理解，為何在毒品案件中的法院，會時常援引《刑法》第59條這種特殊條款「網開一面」。

法務部所提的修法草案

而為了因應憲判的要求，法務部也於2024年7月公告了機關的草案預告，內容為：「犯第四條第一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者，其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認為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減輕其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但曾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法務部於之後的公告發布中，其內容已修為：「犯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罪，其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但曾因故意犯罪且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該修法草案將憲判意旨中部分文字納入《毒危條例》中或許解決了部分的實務問題，然而筆者認為，該草案也有一些立法上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就曾經（故意）犯罪有罪判決確定者無法適用減刑的部分而言，似乎是將憲判中描述輕微案件的「如無其他犯罪行為」理解為無犯罪前科的概念，而排除減刑事由。然而，目前實務上諸多「情輕法重」的案件情形，反映的是條文刑度下限本身過於僵化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一個個案中所應評價的，仍然該是在案件中的情節「應罰性」是否已經低於了法定刑的處罰下限。意即，我們在判斷一個人該不該減刑時，還是應該以個案情節是否處罰過當為依據，被告是否有前科等等不該是判斷可否減刑的前提。因此以有（故意犯罪的）前科紀錄，作為排除適用減刑的前提，似乎多此一舉，甚至有可能排除真正需要適用減刑的人。

其次，該立法上將憲判文字「其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情節輕微者」等謄上條文中固然予以法院一定裁量空間。然而究竟何種態樣、多少數量、多少對價可以符合所謂情節輕微？恐怕將會淪為審判實務上當事人及法院間各執一詞的難題，甚至可能被批評為一個「恣意」且標準不明確的條款。

筆者認為，與其侷限於以「個案減刑」的方式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許通盤思考如何修正《毒危條例》一直以來評價失衡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我們或許還能設想的解方？

我國《毒危條例》中的評價失衡問題，可以從幾個面向說明。

首先，某些不同「毒品犯罪」間的行為類似且有模糊判斷空間的情形，然而兩者間刑度差異甚大！例如「販賣毒品」與「轉讓毒品」在許多案件中事實上並不容易區辨（原因如前所述，因為實務見解並不一定要獲利才構成「販賣」），然而以第一級毒品為例，「販賣」與「轉讓」的法定刑度，前者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後者則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差異甚大。而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運輸毒品」與「持有毒品」，以及「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與「持有毒品」之間。

再者，我國製造、運輸、販賣這些《毒危條例》中的刑事處罰條文，刑度分野都是以「毒品級數」為主要依據（除了第11條「持有毒品」的處罰，有參酌毒品重量。）。因此我們可以設想，依據我國現行《毒危條例》，一個販賣0.5公克「海洛因」（第一級毒品；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毒友，其法定刑可能比一個賣200公斤「K他命」（第三級毒品；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大毒梟還要重非常多。

從上列說明可以知道，我國現行《毒危條例》，在立法上過分偏重於嚴罰「特定行為態樣」以及過分看重「毒品級數」，而忽略了刑度分野上應該可以參酌的其他因素，來識別「大毒梟」和「小毒蟲」，以制訂更為合理的刑度。

筆者認為，若要提供其他參考因素，在外國立法例上，例如美國量刑委員會的「量刑指引」中，就有將不同毒品達到多少重量標準時，符合到多少等級犯罪制定評價標準。或是英國的量刑指引，亦將毒品危害綜合「毒品類別」及「毒品重量」分為四個等級（除此亦將犯罪中「參與程度」區分刑度基礎），以供法院為量刑標準。（製造管制藥品/栽種大麻株部分／非法輸入或輸出管制藥品部分）

從上面的外國立法例上，我們可以瞭解到，除了毒品本身的種類外，毒品的「重量」更是一個能夠反映出該行為到底造成多少危害的重要指標。而這些參酌因素，或許可以拿來借鏡反思我國《毒危條例》中的立法缺失，以改良我國《毒危條例》長期以來，因為刑度分野的參酌因素不夠周全，而造成的刑度失衡之弊。

*本文刊登於2025/11/16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