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論者主張台灣並未毫無保留地接受兩公約，「最嚴重罪行」內容與態樣無定論，簽署公政公約與廢除死刑無關。惟此主張似對兩公約效力與內涵有所誤解，頗有商榷餘地。

國會已毫無保留地承認兩公約國內法效力

2009年兩公約施行法由國會三讀通過、總統公佈施行，第2條明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立法理由明言「兩公約所揭示之保障人權規定，即令無法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亦具有我國內法律之效力，俾明確其在我國法律體系中之定位。」自此，兩公約已不再是人權偏執狂的夢囈，而是貨真價實的實定法。

締約國固可保留部分公約條文。但，我國國會並未就特定條文表示保留，「全盤接受兩公約」是國會基於立法形成自由的具體決定。機關或法院若認為國會立法不當，應該著書立說教化人心、集會遊行表達意願、鼓動風潮凝聚共識，完成修改或廢除兩公約施行法的目標。倘手握權柄的菁英法曹竟把國會三讀通過的法律視為無物，逕行否定立法者全面承擔兩公約之決定，自難認同。

「最嚴重犯罪」有明確範疇

兩公約施行法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所謂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除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外，個案申訴來文決定（Communication），以及依兩公約對締約國進行國家報告審查所做成的結論性意見（Concluding Observation）亦是人權事務委員會表示兩公約見解之文件，應皆屬施行法3條立法理由所稱「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兩公約之解釋」。

有論者認為公政公約6條2項所謂「最嚴重犯罪」之內容及態樣均無定論。惟人權事務委員會曾於審查伊朗國家報告時指出，任何沒有造成死亡的犯罪不應處死刑。綜觀歷來一般性意見、來文決定、結論性意見，皆採負面表列方式，認定將未侵害生命之犯罪處死刑違反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僅在Cox v. Canada一案正面肯認謀殺（murder）為最嚴重罪行。

依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兩公約之解釋，吾人可將最嚴重罪行勾勒出清晰邊界：謀殺屬於最嚴重罪行，而任何未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皆不屬之。又，其他聯合國體系人權文件已進一步指出死刑適用範圍應限於「蓄意且致命之犯罪」（ECOSOC Resolution 1984/50）；「蓄意導致生命喪失」（UN Sep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cutions, 2006）。顯見國際人權法上死刑適用範圍已逐步形成共識且往限縮方向邁進。

兩公約與廢除死刑之關連

公政公約6條6項「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已明確揭示公約否定死刑價值。人權事務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意見進一步闡釋「締約國沒有義務澈底廢除死刑，但有義務限制死刑的使用......本條款也一般性地提到廢除死刑，其語氣強烈暗示（6條2項及6項）各國宜予廢除死刑......所有廢除死刑的措施都屬於第40條所指的在享有生存權利方面取得的進展」國會既已立法全面接受兩公約，國家即有義務限制死刑使用，有義務確保死刑判決皆恪遵6條2項規定之實體要件（最嚴重罪行）與程序要件（合乎公約的審判程序），採行廢除死刑措施也是合乎公約的作為。

第二任擇議定書締約國一旦使用死刑即屬違約。質言之，簽署第二任擇議定書所負之義務非僅廢除死刑，而係「立即全面」廢除死刑。公政公約與第二任擇議定書之差異，並非公政公約容許恣意使用死刑，僅第二任擇議定書要求廢除死刑；而係公政公約締約國有義務限制死刑使用，並且強烈暗示應往廢除死刑方向邁進，依第二任擇議定書則無緩步前進之餘地，須立即廢除死刑。2013年依據施行法6條所進行之國家人權報告審查，獨立專家結論性意見即指出「專家強烈建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該加緊努力朝向廢除死刑」若謂公政公約與廢除死刑毫無關連，才是真正的悖離事實、扭曲法律。

歷史的十字路口

誠如論者所言，許多國家毫無保留地加入兩公約，卻仍然不斷發生國家侵害、踐踏人權的事件，此類簽約卻任意違約的行為，正是吾人應嚴厲譴責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簽署和批准兩公約不是人權萬靈丹，仍然要仰賴締約國自身保障人權的強烈意志與具體行動。台灣自願毫無保留承擔締約國義務，此時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可以選擇加入北韓、伊朗、盧安達的行列，睜眼說瞎話地接受兩公約又不甩兩公約；或者選擇放棄詭辯，誠心落實兩公約，成為亞洲人權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