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的震測儀／應用的憲法／憲法的施行法／法治國的大憲章…

上列語句，出現在學者《刑事訴訟法》教科書背封，意即《刑事訴訟法》作為國家追訴犯罪所使用的程序法令，往往最能直接檢驗一個國家的憲法人權保障是否落實。而如果問到我國的「落實情形」如何？筆者認為或許「羅明村案」可以是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檢測案例。

一、「羅明村案」簡要經過

羅明村原本是一名警察，曾為台北縣新莊分局刑事組組長，因1997年新北樹林先後發生兩起槍擊案，而參與該兩起案件的偵查程序。

不料，兩起槍擊案（以下稱為「前案」與「後案」）經法院判刑確定後，羅明村竟遭認定於前案收受50萬元賄賂；於後案期約收受50萬元賄賂並主導案件找人頂替真兇，分別構成違背職務收賄罪與悖職期約賄賂罪。

二、「羅明村案」凸顯了我國刑事程序有哪些問題？

然而， 羅明村案有著諸多審理上值得討論的地方（例如法院不願採信羅明村的不在場證明、證人口供的金流數額並不一致、偵訊人員使用言語威逼等等...），不過本篇文章目的在探討刑事制度面的問題，因此本篇會聚焦在制度弊病的討論：

（一）「測謊」的結果可靠嗎？

受到許多影視或動畫作品的影響，許多人可能認為「測謊」有著能夠「準確分辨受測者有無說謊｣的功能，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科學證據」，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根據文獻指出，有研究認為測謊的準確度高達98%，但也有研究認為測謊的準確度大約只有64%[1]。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測謊本身是否準確就是一個高度爭議的問題。因此外國法例上，例如在美國，聯邦及多數州都規定測謊不具證據能力（意即不能當作認定被告有罪的證據）[2]，而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的見解，也認為測謊根本上就不適合作為刑事審判程序的「證據方法」[3]。

而在我國，由於《刑事訴訟法》對於測謊能否作為刑事證據並無明文規定，法院也對此見解分歧，從認為不得作為證據、到有條件肯定，或是認為不能作為單一證據的見解皆有之。

回歸羅明村案，因為羅明村本身患有心臟相關疾病（導致儀器使用結果可能會有不準確的情形），仍被要求測謊，且羅明村測謊期間曾因身體不適要求停止，最終，測謊結果卻依然出現測謊圖譜，更遑論測謊時間全程僅有29分鐘（測謊通常應為半小時至兩小時）[4]。

這種不科學的證據方法，本來於去年（2024年）司法院的修法草案中，有規定測謊結果上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然而因法務部等機關強烈反對，以致修法未果。這也使我國長年以來刑事司法其中一個未解問題，舊弊猶存。

（二）指認程序的瑕疵

「指認」在刑事程序中，常常是一個能夠幫助偵查單位釐清涉案的可能人選，甚至抽絲剝繭出真正嫌疑人的偵查方式。不過，由於人類的記憶有時並不會完全正確，甚至容易受到暗示。實務上也不乏因指認錯誤而造成的冤案[5]，因此關於「如何正確進行指認」，確保指認的可信性，至關重要。   

然而，翻遍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沒有指認的直接規範，主要是依據非法律位階的《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下簡稱《指認注意事項》）。在這份《指認注意事項》中，也只有簡單的10點，大致規定指認的基本操作要求（例如照片指認時，不得以單一照片提供指認）。

相比外國法制，美國為了防止偵查人員誘導或執法上的疏失，對指認有著諸多法制上的討論，例如「指認時應否通知律師在場」[6]、「應進一步以雙列指認增加指認可信性」[7]等等...，顯然我國在指認如何防止錯誤的措施上，明顯不足。

至於在羅明村案中，曾有受詢問人在偵訊時，表示認不出羅明村是誰，但調查員竟暗示「認不出來？羅明村跟我長很像啊？」，甚至直接播放影帶問「你看看這個影片，有想起哪個是羅明村了嗎？」，然而法院卻依然採用該指認作為證據[8]。

（三）「再審」與「非常上訴」的互踢皮球

目前我國刑事程序對於已經判決確定的案件，如果當事人認為還須救濟翻案，可分別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兩者間的差別在於「再審」是針對原本判決中的「事實認定錯誤」；「非常上訴」是針對「法律適用錯誤」。而提起再審，是要向法院聲請；提起「非常上訴」則是須請檢察總長提起。

事實上，有時個案爭議到底屬於「事實認定錯誤」還是「法律適用錯誤」並不易區分，這也導致，如果機關都認定個案的問題，不屬於自身權責要處理的爭議，就會互相推案。有學者則將這種「機關互指示應該尋求其他機關救濟」的情形，比喻為無從救濟的「幽靈指示」[9]。

在羅明村案前案中即有機關踢皮球的現象，因羅明村在前40餘次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時，都被拒絕，理由則是：「羅明村應該向法院提起再審，而不是非常上訴。」，但另一面，法院駁回羅明村再審聲請的理由卻是「檢察官上訴逾期的錯誤，依法應該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凸顯了這種雙軌救濟反而得不到救濟的荒謬之處。

結語

讀者或許看到這裡，會納悶為何我國的刑事制度有這麼多弊病？為何會讓羅明村這樣的優秀警察，說出：「我這一生都在保衛國家和人民，但司法卻遺棄了我。」如此讓人痛心的話？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太過多樣且複雜，難以用簡單的方式去歸因，不過對於這樣的現狀有什麼期許的話，那筆者將以羅明村先生的話，作為本文最後的註腳：「我的一生已經因此毀壞了，我只希望，我會是最後一個人，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羅明村。」

［1］參：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合著<刑事訴訟法(下)>，2023版第553頁。/王兆鵬，<重新思維測謊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雜誌第135期，2006年7月，第137-138頁。

［2］王兆鵬，<重新思維測謊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雜誌第135期，2006年7月，第143頁。

［3］楊雲驊 ，<近年刑事證據重要實務見解選評─程序從新與測謊結果的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40期，2006年2月，第50-51頁。

［4］這個測謊結果的嚴重瑕疵，在羅明村案的「後案」，後來上訴到最高法院也認為該次測謊應被排除作為證據(但綜合其他證據，依舊認定羅明村有期約收賄)。

［5］我國司法上的經典案例，即是1995年的「計程車之狼」案。

［6］參：金孟華，<以心理學研究建構我國指認證據的評價方式>，中研院法學期刊，13期，2013年9月，第289頁。/傅美惠，<刑事程序中指認法制建構芻議>，真理法學論叢，第 22 期，2018年3月，第13頁。

［7］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合著<刑事訴訟法(下)>，2023版第383頁。

［8］其實《指認注意事項》中有規定：「四、指認前不得向指認人提供任何具暗示或誘導性之指示或資訊，並應告 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未必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但是法院則依「監視器、錄音沒有拍到」為由，依舊採用指認的證據效力。

［9］林鈺雄，<我國刑事非常救濟制度之漏洞與填補－兼評鄭性澤聲請再審案>，台灣法學雜誌，223期，2013年5月，第98-114頁。

＊此文刊登於2025.09.12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