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會民間版《刑事訴訟法》（羈押）修正案

去（2025）年，由於諸多刑事案件受到社會矚目，就「羈押決定反覆於一二審之間」、「以串供為由的羈押是否適當」、「檢察官的抗告權」等議題，社會各界有諸多討論。同時，立法院各黨團、個別立委就不同議題提出多份修法草案，並於委員會上討論。

本會參酌實務及學理上過去就羈押議題改良的多方意見，擬具本會民間版條文，並就我國羈押制度提出7點改革方向如下：

一、除「逃亡」之外，交保被告若有「滅證」或「串供」行為，亦應沒收保證金。
二、羈押審查的抗告程序，應由上級法院自為裁定。
三、審判中，羈押審查程序應經檢察官聲請而開啟，而非由法院依職權發動。
四、「有串供之虞」作為羈押事由，應限定於「偵查中」適用。
五、羈押替代處分之期間及上限，應有明確規範。
六、減少深夜羈押庭，避免審檢辯於身心疲勞之情形下進行羈押審查程序。
七、重罪羈押門檻，應回歸一般羈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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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逃亡」之外，交保被告若有「滅證」或「串供」行為，亦應沒收保證金

有逃亡、滅證、串供可能性的被告，經法院許可，可透過繳納保證金來「替代羈押」。然而，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18條規定，被告只有「逃亡」時保證金才會被沒入，如果發現被告恢復自由之身後居然有「滅證」或「串供」等不當行為，法院固然可以再度羈押被告，但並無法沒入保證金。

於偵查及訴訟實務上，「有滅證或串供之虞」，一直是羈押被告的主要理由。以近3年數據為例，因該原因遭羈押的被告，比「有逃亡之虞」者多了近8倍。此種情形可能與我國制度上就滅證、串供為羈押事由時，可讓法院選擇、且有效「羈押替代處分」不足有所關聯。舉例而言，除了具保外，配合穿戴電子腳鐐等方式，可以較有效地防止被告逃亡；與此相對，滅證和串供則防不勝防，在各種通訊軟體發達的現在更是如此，若發現有不當行為後仍不能沒保，顯然對被告缺乏嚇阻力。

就此，本會建議應增列「滅證、勾串」為沒入保證金事由，強化對被告不當行為的嚇阻力；並讓法院於羈押替代處分之應用上，有更大的彈性。

二、羈押審查的抗告程序，應由上級法院自為裁定

現行羈押制度於實務上，時有發生上下級法院間，反覆就羈押與否的裁定抗告／發回，而導致羈押審查確定結果所費時間更為延長的情形。例如實務上就「砂石車衝撞總統府事件」的羈押，就曾發生「五度五關」的情形。近期包含柯文哲案、鄭文燦案在內的矚目案件，亦有類似情形。

就此議題，有立法委員提案修法，規定就羈押相關之法院決定，檢察官不得抗告。

本會認為，此情形確實已使被告陷入長時間訴訟程序上的不確定狀態；同時，短時間法院決定反覆變更的情形，雖屬審判獨立下所運作的結果，但外觀上確實易引發社會大眾的誤會或懷疑。然而，若規範訴訟上特定一方不得提起抗告，恐使有疑義的初次決定，無法受上級審法院檢視。

綜上，本會參考司法院2017年之立法提案，建議於上級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之情形，應使上級法院將原裁定撤銷並自為裁定，以避免訴訟上曠日廢時、短時間內羈押決定頻繁變更之弊。

三、審判中，羈押審查程序應經檢察官聲請而開啟，而非由法院依職權發動

於訴訟制度的設計上，法院應為中立聽審一方而不應為訴訟上程序發動者，此為「控訴原則」下當然之理。而羈押為關乎人身自由處分，羈押審查程序亦應謹守該原則為誡命。

然而，我國現行羈押制度於「審判中」，乃由法院依職權自為決定。本會認為此種規範模式已如學者所言，是將羈押的「發動者」、「決定者」、本案「審判者」於一身，此種形同糾問的程序規範，可謂使法官於羈押程序的「包公化」，已違反訴訟上控訴原則之落實。

據此，本會認為不論在偵查或審判中，羈押審查程序均應經檢察官聲請後，始由法院進行准否之審查，進而徹底區分羈押「發動者」及「決定者」的角色，以保障落實人權。

四、「有串供之虞」作為羈押事由，應限定於「偵查中」適用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為羈押被告其中之一事由。近期，有部分立法委員認為其中所謂「勾串」（也就是「串供」），於實務上有受濫用之嫌，並於去年提出修法草案欲將「勾串」事由刪除。

本會認為，就此一羈押事由的判斷，討論上宜區分為「偵查中」與「審判中」情形分別論之。

就偵查中情形而言，由於刑事犯罪案情往往尚處於晦暗不明狀態，且諸多證據尚未鞏固，就防免串供而言，實務上應有符合公益的重大需要。就此，斷然將「勾串」完全於羈押事由中刪除，對偵查上蒐集、保全證據及社會治安考量而言，皆會造成不利影響。

但就訴訟已經進入審判中（也就是起訴後）而論，勾串得否依舊為羈押事由，確有討論空間。本會認為，若案件已進入「審判」階段，應認此時檢察官已就證據蒐集、保全完竣。另考量檢察官於偵查中可要求證人「具結」，並得以該證言為日後定罪之證據。且證人若有偽證情事，亦受刑法偽證罪處罰。故於「起訴後」的審判階段，被告或證人「翻供」、「證詞不一」之情形，亦不至因而產生被告即可依此脫免刑事追訴之情形。

就此而論，於進入法院審理後，仍以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作為羈押事由，有違反訴訟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之嫌，並恐使法官容易形成被告有罪的心理傾向而壓縮無罪推定原則。

就此，本會建議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中「勾串」之羈押事由，應限定於「偵查中」方有適用；但當檢察官已掌握足夠證據起訴被告後，即不能再以「有串供之虞」聲請羈押被告。

五、羈押替代處分之期間及上限，應有明確規範

現行法下，僅就羈押期間設有具體時限上規範，而就「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處分者，則未設期間規範。上述規範，也造成實務上被告受極長時替代處分的案例。

而就《刑事訴訟法》第116-2條中所列舉之替代處分（如：科技監控、交付護照），亦僅以「得定相當期間」此種較為寬泛的立法模式而無具體特定時限。實務上，法院裁定的主文雖會定出明確期限，就「科技監控」並設有《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辦法》等規範予以補充，但總體而言法律亦無明確之要求，且對「相當時間」的總時間上限也未有具體限制。

雖上列各種「羈押替代處分」，不若羈押對人民造成同等強烈的基本權侵害，然而沒有具體上限規範（期間限制）情形下，上列各種替代處分長期下來亦將造成人民一定權益影響，亦應有相關處分時間規範。據此，本會建議就羈押替代處分時間限制，宜依其性質，比照羈押或限制出境出海期間的期間，以保障人民權益。

六、減少深夜羈押庭，避免審檢辯於身心疲勞之情形下進行羈押審查程序

現行訴訟實務上，時常可見於夜間進行的羈押審查程序，使被告、辯護人、法官及檢察官都疲憊不堪。當法院於夜間決定以其他處分替代羈押時，也可能發生被告覓保無著、難以安排人力確保被告交出護照等旅行文件等尷尬情形。

探究其原因，乃現行羈押審查程序，僅禁止於「深夜」而非禁止於「夜間」行之。然而現行法「深夜」之定義，為晚間11點至隔日早上8點，與「夜間」定義為日出前日落後顯有差別。

本會認為，若已進入夜間時段，無論對被告、辯護人、法官、檢方而言，均有可能在身心疲勞的情形下進行審查程序及作成決定，縱使被告能夠較及時地獲得結果，也未必有利於其權利保障。因於羈押為與被告人身自由密切相關的處分，其審查程序宜以嚴謹程序審視。故此，本會認羈押審查程序宜參酌「禁止夜間詢問」之法理，將應於／得請求於翌日日間訊問的時間點提前。

同時，由於四季變化以致一年中每日的日出及日落時間均不相同，造成實務上一定之不便利，並與現代社會之作息有出入。故本會另建議於此一併將「夜間」定義修正，統一為午後8時至翌日午前8時。就此，於晚間8點以前移送法院進行羈押審查之被告，仍可為及時之訊問。

七、重罪羈押門檻，應回歸一般羈押標準

過去於大法官釋字第665號作成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為羈押被告事由，後因釋字第665號解釋認該款至少應有「相當理由」為心證門檻要求，而有現行法下「重罪降低羈押門檻」的立法模式。

然而，釋字第665號解釋的宣告模式，本身即飽受學理批評。

該號解釋即有意見書指出，重罪與其是否因此會有妨礙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等行為，並無必然關聯，則因所犯之罪之不同，而異其決定是否羈押之要件，並不符比例原則。另有意見書認為，我國的重罪羈押事由與德國的重罪羈押事由兩者標準不同，難以相提並論（德國僅8條文為重罪羈押事由，我國則有至少100多條犯罪可為重罪羈押事由，相比之下我國條文顯然過廣），因此該號解釋仿效德國的宣告模式，並無說服力。

另於釋字第665號解釋後，雖實務上有最高法院嘗試以論理方式區辨所謂「相當理由」及「有事實足認為」心證門檻的不同之處。然而亦有實務家認為，由於「有事實足認為」的內涵本即空洞而欠缺客觀之量化標準；而在此抽象基礎上又再建立另一抽象空洞的「相當理由」標準，則最終仍全憑個案法官心證決定 。

綜合上述，本會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以「相當理由」來降低重罪的羈押門檻，除了條文本身立法目的正當性不足外，實務上亦難有具體操作標準區辨與「有事實足認為」差異。據此，因「羈押為拘束人身自由處分」，本會建議宜刪除該款規定，使重罪嫌疑案件，回歸與一般案件相同心證門檻為羈押審查程序，以昭程序慎重。

司改會民間版《刑事訴訟法》（羈押）修正案

記者會時間

2026年2月4日（三）上午10：00

記者會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1號立法院研究大樓（中興大樓）101會議室

出席人員

• 林俊宏｜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刑事訴訟法》再造修法專組召集人
• 錢建榮｜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刑事訴訟法》再造修法專組律師
• 楊適丞｜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刑事訴訟法》再造修法專組律師
• 劉家杭｜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刑事訴訟法》再造修法專組律師

新聞聯絡人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　呂政諺律師
電話：02-2523-11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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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律政策部副研究員　廖偉程
電話：02-2523-11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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