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民眾黨就《刑事訴訟法》提出修法草案，主張應刪除「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的羈押事由，引發法界譁然。檢察官團體直指其修法將「禍害台灣」，法務部也迅速於昨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嚴聲批評。

本次提案，民眾黨給出的修正理由是：「檢察官常刻意保留不傳訊特定共犯或證人，再以有重要共犯或證人未到案為由聲請法院將被告羈押，藉此押人取供」；並聲稱：「法院更屢以例稿及空泛模糊理由裁定羈押被告。」這樣的理由，實在是經不起檢驗。

對照他國法制，這樣修合適嗎？

先從外國法的角度來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2項第3款亦將「以不正當方式影響共同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作為羈押事由；日本《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項及《美國聯邦法典》第18編第3142條，分別將「罪證隱滅」及「妨害司法」（obstruct justice）定為羈押事由，實務上亦包含串證的情形。也就是說，我國的現行規定，比較法上也有其依據。

犯罪行為人為脫免犯罪，可能對「證物」進行湮滅、偽造、變造；就「證人」而言，則是以勾串、威脅等方式遂行其目的。從「保全證據」的角度來看，以避免「勾串」為羈押事由，有一定的正當性。也難怪民眾黨的上述提案一出，便面臨來自法務部、檢察官排山倒海的反對意見。

詐騙案件飆升，民眾黨修法動機引人非議

參考司法院的統計年報，回顧過去20年來的「准許羈押率」及「准許羈押人數」，可以發現2007年至2014年間，法院裁押的人數一路從11,766人降低到約6,000人，並在2014年至2022年間維持差不多的人數。至於准許羈押率，也是成波段性的逐步降低，並在2022年來到歷史新低（71.16%）。然而，因為詐騙集團的猖獗，2023年到2024年的2個數值都直線飆升回到15年前的水平，來到9,083人（77.31%）；其中，又以詐欺相關案件為大宗。

這樣的背景下，更顯現民眾黨提案的荒謬之處，並令人懷疑背後的修法動機所考量的，究竟是哪種公益？

羈押制度也非完美無缺

不過，我國羈押制度及實務運作也非完美無缺。1995年，大法官第392號解釋認為檢察官僅能有羈押的「聲請權」，「決定權」則應保留給法院。後續的修法雖然有依此方向修正，但卻未就「偵查中」及「審判中」的不同情形，分別制定相應的羈押規定。

以「勾串」而言，在偵查的個案中，或有必要防範被告不當影響共犯、證人的證詞。但於檢察官齊備事證，將案件起訴到法院後，於檢察官已訊問共犯及證人且作成筆錄，並有錄音錄影而得作為證據的情況下，是否仍能用同樣的標準將「勾串」當作羈押事由，並非無疑。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抗字第1068號刑事裁定便指出，在被告已對自己所為的客觀事實坦承不諱的情況下，原審法院仍以「其他共犯在逃、有勾串之虞」為由繼續羈押被告，「有將偵查中檢察官原則上已取得證據能力之供詞，於審判中自失中立第三者之立場，為當事人之一方檢察官『鞏固』其證人之證言」的問題，從而撤銷原審的羈押決定。

修法辯論應回歸專業

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就以「勾串」為由的「審判中羈押」，實務上非無檢討、議論的空間。隨著近2年准許羈押率、羈押人數的飆升，除了歸因於「打詐」下，我們仍應繃緊神經，謹慎求證羈押的「最後手段性原則」是否被落實。舉例而言，近年來「通訊軟體」的發達及偵查機關對其取證的困難，也成為了法院羈押被告的理由（白話版：被告用通訊軟體串證太容易，但檢警又很難查到），法院實務對此一社會事實變化的拿捏與評價，學理上也備受討論。

可惜的是，本次民眾黨的提案僅憑薄弱的理由，便要全面刪除以「勾串」為事由的羈押，也不論現行實務上是否存在相應「保全證據」的配套措施，其立法品質的草率程度實讓人瞠目結舌。此種品質的修法提案，不只是自曝其短，也可能導致司改議題的理性討論空間被壓縮，令人至感遺憾。

※ 本文刊於2025/08/25 ETtoday新聞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