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別意識日漸高漲的今天，許多人感到迷惘——我們似乎比過去更能辨識性別暴力的樣貌，卻依然無法根除這些問題。當社會風氣與法治環境逐漸鬆動過往對權力與性別的壓抑時，為何性別不平等與性騷擾仍層出不窮？帶著這份疑惑，本場講座邀請兩位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講者，展開對話。

教育現場觀察：從課堂中鬆動刻板印象

南港高中公民科教師周沅錡老師，在學校有第一線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經驗、積極與學生討論社會上發生的最新議題，也參與過不少的性別教育培訓。在講座中，他分享了教育現場面臨的現實困境與進步契機。他指出：「學生其實對性別議題充滿好奇，也願意討論，但我們要給他們足夠的語言與安全的空間。」他在課堂上透過案例討論、多元媒體教材，引導學生理解性別刻板印象與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面對申訴，周老師也提到，收到申訴就開啟通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線老師如果抱持著「某些小事情可以喬」，容易形成校園裡學生對申訴機制的不信任，更可能讓有心侵害他人者，感到有僥倖的空間。

立意良善的制度，到了教育第一線的為難

然而，性平相關工作對教師來說是一大負擔：「尤其是教師本身還肩負教學與輔導任務，一邊要備課、一邊要處理繁重的性平申訴案件，工作量真的非常吃緊。」

周沅錡老師也補充，在學校端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 條規定，「知悉即通報」成為責任義務，導致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常因擔心判斷錯誤而傾向「全部通報」。這樣的傾向雖是為了避免疏失，卻也造成行政量能的極大負擔。特別是在處理如「戳背、散播私生活訊息、眼神讓人不適」等界線模糊的情況時，教師與學生雙方都承受著難以言說的壓力。

在繁忙的案件量下，很可能就會導致出現教師圈私下的抱怨——「覺得性平程序被濫用」，但對他而言，縱使老師的苦衷與難處必須被看見與處理，學生更容易敏感到不舒服、提出申訴，是在現今性平教育下出現的必然變化，也正是制度與觀念變革所希望改變的方向。

多重壓力下的教師角色：在專業與情感之間劃界

除了制度壓力外，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也面臨高度敏感的監督與質疑。講座中提到「教師的五重界線」——情緒、關係、權力、溝通與身體界線，是當前教師需要不斷覺察與拿捏的核心。

周沅錡老師指出：「教師常陷入兩難，一方面希望關心學生，一方面又怕被誤解為過度干涉或越界。」實務上，不乏老師在處理學生感情問題時，卻反而被學生或家長提報性平案件，這使得許多教師選擇「不碰不管」，反而讓學生在關鍵時刻失去可尋求協助的對象。

「老師不是輔導專業，但卻最了解學生；而輔導老師雖有專業，卻可能無法顧及每一位學生。」這樣的矛盾，成為教育現場中不斷浮現的制度性困境。

數位性暴力新樣貌：更隱蔽、更年輕化

在數位環境下，性別暴力的型態也變得更加隱蔽與複雜。周沅錡老師指出，數位性暴力的受害者年齡層不斷下降，國小階段常見受害者來自網路陌生人引誘，國中階段多因無法辨識來源而難以追查，而高中則更多涉及熟人或情感糾葛。這些事件難以察覺，也難以處理。

他強調，學校應加強數位素養與網路安全教育，並建立一套完整的應對機制與心理支持體系，才能真正協助學生自我保護與尋求協助。

性平案件類型、場所及救濟

講座第二部分，則是由主講人鄧瑀萱律師分享過往所經手性平相關的案子，常見性別受害類型包括性侵害、性猥褻、性騷擾、跟騷、兒少性剝削，而針對這些受害類型所發生的場所大多出現在家庭、學校以及職場。

針對性別受害可得救濟及社會資源，最常見的是提起刑事告訴，且民事求償與刑事告訴是可以同時進行的。而針對其他的法律資源，婦女新知基金會有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而勵馨基金會主要輔導受暴婦女、受虐兒。再者，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針對相關性侵案件會有補助費用。此外，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稱司改會），於 2023 年 MeToo 事件大爆發後，司改會有做一個手冊，教導受害者在此狀況下因應。

司改會除了事後監督，也希望可以多投注資源在前端法治教育

而司改會這樣的法律倡議團體，與單純的法律扶助不同，時常扮演的是事後究責、監督體制的角色。以新北圍棋教室性猥褻案件為例，該案的家長有兩個小孩，小孩下課後父母自費讓小孩去上圍棋課，小朋友回家反應圍棋老師有摸他的重要部位，觸摸同時還會進行錄影，後續發現這個情況發生很多次，家長將小孩帶去警局報案，我們發現在此過程中有許多疏漏。首先，一開始家長去派出所報案後，第一間派出所推託並無管轄權，從報案開始直到小朋友驗傷完總共歷經 14 個小時，小朋友竟重複陳述案件高達 15 次。去驗傷時，醫院人員告知可以申請補助，但堅持要拿戶籍謄本，絲毫未考量家長與小朋友歷經一整天的勞累。

後續家長有通報學校在私人開設圍棋教室發生的事，希望學校可以提供小朋友輔導，學校的輔導老師卻不願處理。甚至我們將此案申訴到監察院之前，新北市教育局對此案完全沒有任何動作以及調查，學校也並未通知或提家長任何協助的管道。並於此案在地檢署時，通常會有律師以及社工人員陪同小朋友進行偵訊，惟於本案進行偵訊的時候，檢察官拒絕家長、律師陪同，甚至陪同社工與先前不同人，小朋友在心裡沒有任何建設的狀況下進行訊問。甚於假扣押程序時，新北市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發函時，有將小朋友的名字進行遮蔽，卻並未遮蔽家長之姓名及地址，與執行處反應後，執行處竟稱「對方又不會來找你，怕什麼」等語。此部分嚴重缺失，直至律師寫狀進法院抗議後才獲得改善。再者，家長申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補償金時，不僅寄錯相關文件之地址，補償金之發放也被無端拖延。當事人於本案中遇到這些狀況，故尋求司改會協助，期望透過公眾力量，針對目前制度中的眾多漏洞進行推動，故司改會目前有將現況申訴的監察院。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司改會是從個案去檢討現行制度，我們會陪同家長開會、統合民間團體意見、撰擬陳述書以及開立記者會等。而在性別議題上，由於 2023 年的 MeToo 事件後我們開啟小組，針對成人部分，一開始是性平三法的跟追，有推動數位性暴力修法、推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響罪，追蹤各地機關執行跟騷法。針對兒少部分，除針對人工生殖法之部分進行跟追，並推動兒童工作證以及校園性別平等講座。

然而，這些確實都是很「事後」，鄧瑀萱律師分享到，司改會也希望更往前端去預防，所以下半年預計會有性平相關的模擬法庭劇本開發，希望透過案件推演，培養學生對性別的意識。在平時累積的改革經驗上，將一些討論納入劇本，進入校園。

案例討論

講座的最後，透過周老師實際提供的案例，希望讓參與講座的聽眾，實際設身處地感受教育現場性平環境中各個角色的為難。我們將聽眾分為三組：如果你是當事老師、如果你是其他老師、如果你是性平委員，分別會如何判斷與行動。

討論下來會發現，在性平機制的框架下，老師跟學生之間界線的拿捏顯然典範轉移，扮演老師的人，基於「自保」都會注意不要單獨處理學生學業以外的情感困擾，這一定程度防免了過往師生權力關係不對等下，老師對於學生有過當侵害的可能性發生，但同時也像是醫生採取「防衛性醫療」一樣，對學生有一種「防衛性輔導」的心態。 扮演其他老師組的聽眾，也多是站在連結更多資源幫忙的角度；扮演性平會委員的聽眾，則很盡責地希望了解此案是否具有「性與性別」的因素。

面對這些實務現場的難題，我們能做什麼呢？

司改會認為，民間團體持續開發不同的資源協助老師，同時也持續投注穩定的人力了解老師遇到的困難，讓所謂的性別法治教育不是在「真空」、「法律人想像」的環境下單方輸出，這非常重要，也是今天講座試圖想要透過互動蒐集到的結論。

在講座的最後，主持人也邀請大家支持司改會相關法治教育教材與課程的開發，並持續關注此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