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One 法律不只是裁判者，也是「語言與羞恥環境」的參與者

講座開場，張亦絢老師提出一個對許多文學工作者來說可能反直覺的觀察：法律從來不是中立的旁觀者，它本身就是塑造一個社會如何談論與不談論性暴力的關鍵力量。

張亦絢老師舉了一則新聞作為切入點。2026年4月底，歐洲議會推動統一「強暴」的定義，主張以「當事人是否同意」（積極同意）為核心。乍看之下，「以當事人是否同意」這件事彷彿是常識；但對照台灣《刑法》第221條目前仍以「違反意願」作為核心要件——也就是看受害者「有沒有表達拒絕」，而不是看雙方「有沒有積極合意」——就會發現這個常識其實尚未進入法律。

張亦絢以一段在法國紀錄片中對一位女警的訪談說明法律的力量：過去的警察教育要求受案時必須詢問「是否抵抗」、「如何抵抗」。但隨著腦科學研究的進展，人們開始知道，面對暴力與極度緊張時，人會出現「凍結反應」（freeze）——大腦的杏仁核與海馬迴在強烈壓力下幾乎無法運作，受害者根本不可能依照常識「應該」反抗的方式行動。再加上：受害者必須先「認得出」眼前發生的事是什麼，才有可能反抗；而許多受害者在當下根本無法辨識自己所遭遇的情境。

這位女警在訪談中說：自從觀念改變、教育內容跟著修正之後，法國警方再也不問「有沒有抵抗」這道題了。

對一個犯罪的理解，對於如何保護受害人權利的理解，是會改變的。它不是數學能力那種恆常不變的東西。它會改變——可能朝著更保護人權的方向，也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

而在這個變化之中，法律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活。

張亦絢

張亦絢老師以一張圖示說明文化、教育與法律之間的拉扯：當法律比較落後、文化卻已較能照顧受害者權益時，文化就必須花很多力氣去填補法律的真空；但當一個新的法律概念被建立起來，它就能直接承擔過去文化獨力負擔的責任。法律可以是「語言與羞恥環境」的參與者，同時也是這個環境的可變保護者或破壞者。

Chapter Two 三個層次的「強暴」：自我認可、社會認可、法律認可

張亦絢老師拋出一個給現場觀眾的問題：自我認可的強暴、社會認可的強暴、法律認可的強暴——對你來說，哪一個最重要？

現場有不同的回答。一位法律系的學生認為法律層面最重要，因為有了法律才有與社會對話的依據。一位社工身份的聽眾則指出：對她陪伴的當事人來說，「他自己怎麼認定這件事」往往才是最關鍵的——因為復原從來不是從外部認可開始，而是從自我承認開始。

林安冬律師則從第一線經驗回應這個問題。她坦言，自己承辦妨害性自主案件時，常常必須在很早期就為當事人做心理建設：

我們可能告不成，但這不代表事情沒發生。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是真的，我也認為它是一個典型的性侵害——但有可能在法律的層面，最後我們會收到不起訴處分書。

林安冬

之所以必須先做這樣的提醒，是因為司法的不認可，是一種來自公權力的否定；而這種否定的力道極大，常常會反過來動搖受害者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我認知，讓人開始懷疑：「我真的是受害者嗎？」

林安冬律師接著補充：性侵害案件本質上是一種「密室犯罪」——通常只有加害者和受害者兩個人、各說各話，補強證據也相當有限。受害者本身既是當事人也是這樁犯罪的證人，因此受害者的指述往往是最重要的證據來源；其餘的補強證據可能包括社工或心理師的觀察、PTSD 鑑定、親友所見的情緒轉變等。但因為被害人指述是核心，法院會非常要求其前後一致與細節吻合。問題在於——創傷記憶天生就是破碎的。創傷剛發生時，大腦的保護機制會讓我們「忘記」；事後回想時，記憶本身就不是精確的系統。當被害人在不同時間點、不同詢問場合作出細節略有出入的陳述，便極易被被告辯護人攻擊其「可信度」。

這正是法律與創傷之間最深的張力之一。林安冬律師指出，近年部分法官已逐步引入心理學的知識，對於小細節的不一致較願意理解；但司法整體仍預設一個「精確、連貫的記憶」是可能的，這個預設本身就值得反思。

回到張亦絢老師拋出的問題，他最後給出自己的兩個答案：法律層次最大的意義，第一在於加害者得以被懲罰——讓「可罰性」這個原本空懸的承諾不再只是文字。她強調，這對加害者本身也是正面的，因為這代表把那些自視為生活在社會規範之外的人重新納入社會。第二，是促進相關法律的實踐與更新：如果沒有人提告、沒有累積判決，整個法律體系就無從改進，法律與性別人權之間也就無從產生實際的互動。

Chapter Three 必然與不必然的羞恥感

進入「羞恥感」這個主題，張亦絢老師仔細區分了哪些羞恥是受害者必然會感受到的、哪些則並非必然，但因為文化與制度的處理方式不當而被外加上去。

「是我的錯」、「這很丟臉」——這兩種念頭，她認為其實是相對容易透過外部協助而鬆動的。如果身邊有一位清醒的好友、長輩或第三者，能適時提醒「這不是你的錯」，這層羞恥感往往可以被處理。但問題在於，受害者常常因為覺得太丟臉，連朋友都不告訴；羞恥感的真正破壞力，在於它讓人連說都不敢說。

「誰會相信我？」——這層羞恥感的影響最深，也最因人而異。「我們是生活在群體裡的動物，當別人相信你的時候，你會更相信自己；這是一個正向循環。反過來，當沒有人相信時，那種惡性循環就會發生。」張亦絢老師分享了一段令他至今震撼的觀察：早年他接觸性侵案件時，曾從受害者口中得知，加害者其實會「挑」對象——他們會挑選父母不在身邊的人、外地北上求學的學生、社會關係相對孤立的人。

這些加害者不是傻鳥。他們累積了長期的經驗，知道擁有穩定社會關係的人比較容易說出來。

張亦絢

接著是另外幾種她認為「本來就難以避免」的羞恥來源：

第一・難以啟齒的本質困難

性隱私這種事，即使是三十年的好友也不會講得太細——這是人之常情。所以要求受害者能夠在訴訟中清楚陳述，本身就是一件違反人類常態的事。

第二・無法掌握攻擊者的想法

性犯罪的受害者經常面對一個資訊極度不對等的處境——加害者可能事先計畫過、有他自己的話術，但受害者根本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這時受害者要麼採用攻擊者所給的說法（這些說法往往本身就帶有脫罪意圖），要麼只能臆測——「我猜他可能是因為……」——但這兩者都會讓受害者的敘述被質疑。

第三・被檢討「奇怪」的事項，被當成騙子或別有居心

這是最常被外加、也最不必然的羞恥。

第四・低效溝通——記憶不符他人期待

張亦絢老師分享了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例子：她高中時擔任班長，有同學來通報被性騷擾的事件。多數同學會用平板的、抽離感情的方式陳述，但有一位同學一邊笑一邊敘述，等講完後突然開始大哭。「他為什麼笑？因為他很清楚自己太有可能哭了。」

那麼，什麼才算是「適當」的訴說性騷擾的表情？——這個提問本身就揭示了問題所在。我們對受害者的「合宜性」想像（比例原則式的情緒）其實非常嚴苛，而且未必有任何科學或人性根據。律師熟悉這種困難：法庭要求受害者表現得情緒適中，既不能太激動到讓人聽不清在說什麼，也不能太淡然到讓人懷疑這不是他/她自己的事。

「避重就輕」可能是創傷的典型特徵，也可能是受害者必要的自我保護——但它在訴訟現場卻往往對伸張權利不利。這正是必然與不必然的羞恥感之間，最需要被理解的灰色地帶。

Chapter Four 轉化語言：從「他親我」到「他性騷擾我」

張亦絢老師提出一個他認為對訴訟極為關鍵的概念——經驗語言（原初語言）不等於權利意識語言（目標語言）。

他舉了一組例子。同樣一件事，受害者可能會這樣說：

這三句話，可能說的是同一件事，但效果完全不同。張亦絢老師指出：受害者最可能脫口說出的，是第一句——因為那是最直接的經驗描述。但第一句的問題在於，它沒有任何「權利意識」的標記；如果脫離上下文，「他親我」可以是兒童被親、情侶之間、也可以是侵犯——語言本身沒有完成標記。

第三句則是有法律訓練、有權利意識的人才會使用的——但張亦絢老師提醒，這種語言通常是對「外人」（律師、警察、法官）說的，朋友之間反而不需要這樣講。

最有趣、也最容易被誤解的是中間那句——「他給了我一個吻」。

這句話聽起來奇怪、文雅、不像日常會這樣說。為什麼受害者會用這種方式表達？張亦絢老師的觀察是：因為這位受害者「沒有複雜到會用第三句」，但又覺得第一句「太親密」，所以借用一個外力的、保持距離的措辭來陳述——這往往是受害者「避免重新體驗」的自我保護機制。但這種說法在法庭上極可能被誤解為當事人「欣然接受」。

張亦絢老師由此提出兩個重要主張：

轉化語言不等於不誠實，也不等於放棄「自己的話」

從經驗語言走到權利意識語言，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就像學一門新外語——它幫助你更清楚地表達，並不代表你背叛了原本的感受。

轉化語言不應是受害者個人的責任

整個社會都應該共同研究與學習。如果社會對語言差異更有意識，透過文學作品更了解經驗語言與目標語言的距離，那麼受害者短暫的學習就有可能；律師、社工、心理師也才有更多工具去協助。

張亦絢老師也提醒文化中一個常被忽略的進步：「妨害性自主」、「性騷擾」這些詞語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保護——它讓受害者在第一時間不必使用涉及性器官的具體語彙，就能傳達「我被侵犯了」的核心訊息。但這把雙面刃也有代價：當你用「性騷擾」這樣的概括語時，聽的人可能感受不到「為什麼這件事這麼恐怖」。在精準與保護之間，受害者經常被迫做出兩難的選擇。

關於痛苦與語言的關係，張亦絢老師還補充了一段他長年思考的觀察：

痛苦的本質具有無語言、或語言無法承載的特徵。讓痛苦通過語言，雖然會削弱痛苦的「強度」，卻也賦予痛苦被適宜地保留、溝通、傳承的可能性。

從羞恥痛苦到原初語言、再到權利語言，這是一連串的妥協——但這種妥協並不是退縮與屈服，它也具有反過來保護語言使用者的可能性。

張亦絢

張亦絢老師語氣堅定地補充：「法庭可以助人理解『一部分的自我』，但未必是最適合的環境。」這也是為什麼他認為法庭的功能應該與其他社會功能分散分工——不能把所有的承接都壓在司法身上。

Chapter Five 文學史中的詮釋權變革

這是張亦絢老師長年研究的領域。他提供了一張對照表，整理了文學史上不同作品在「（妨害）性自主」這個議題上所站立的位置。張亦絢老師特別提醒：真正以受害者為主體的書寫，是非常晚才出現的方向；文學傳統長期所佔據的位置，多半帶有性別盲、有意無意地犧牲受害人的存在。

張亦絢老師以幾部作品為例，說明這個詮釋權變革的歷史軌跡：

很多人會把妨害性自主的議題當成「有性別針對」——男性是加害者、女性是受害者。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個現象確實有高度相關，但歸根究底而言，用性別來區分加害者與受害者並不正確。值得信任的男性，我們仍然要信任；值得信任的女性，也要好好珍惜——「人是不是值得信任，這件事不能太快下結論。」

Chapter Six 讓時間站在受害者一方

講座最後，張亦絢老師以「如何讓時間站在受害者這一方」作為總結，提出五個方向：

1. 破除「抵抗」的迷思

   「抵抗」這個概念欠缺對現實與犯罪特性的理解。雖然「致使不能抗拒」已從刑法條文中刪除，但目前法條中的「違反意願」仍替代了「抗拒」的角色，事實上仍要求受害者負擔某種「拒絕」的義務。

   張亦絢老師引用他自己曾經被搶劫時的經驗：當時他想追回錢包，但警察明確告訴他千萬不要——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狀況。這顯示，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要「抵抗」才能逃脫的常識，與實際安全準則是矛盾的。在性暴力的情境中也有相似的研究：有時抵抗反而導致更嚴重的傷害甚至殺害。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要抵抗，你必須先「知道」眼前發生的是什麼；但許多受害者在當下根本無法辨識所遭遇的情境——既然不知道，又如何抵抗？

   他因此強調「積極同意」概念的重要性——把判準從「有沒有抵抗」、「有沒有說不」改成「有沒有積極合意」，可以省去大量不必要的痛苦與訴訟困境。他也呼籲：「目前採用的『非積極同意』框架，是『單邊性行為』思維的遺緒——它預設只要一方同意就可以發生。但性行為本應是雙邊行為。」

   林安冬律師補充了「凍結反應」之外的其他大腦反應——除了大家熟知的「戰、逃、僵」（Fight, Flight, Freeze），第四種是「討好」（Fawn）反應，這在被害人身上同樣常見。法官在個案中已逐步願意採用「心理強制」的概念，但整體判準仍以物理性強制為原型，這是法律需要持續演進的部分。

2. 尊重並縮短「否定期」

   悲傷五階段的第一階段「否定」，對受害者來說有時可以非常長——24小時、一個月、甚至更久。這是創傷的正常反應，社會必須給予空間。但同時，社會也應該透過更多教育與資源讓這個階段不致過長——否則對證據保留、心理復原與後續法律行動都不利。

3. 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是互動的

   #MeToo 所代表的個人發聲，與整個社會處理性侵害的詞彙、敘事、判決，是一個相互造就的過程。今天能談的事，三十年前完全談不出來——而今天還談不清的事，需要更多人持續發聲、書寫、立法，未來才有機會談清楚。

   張亦絢老師同時補充了一個她認為極重要、但今天沒有時間展開的議題：戰爭情境下的性暴力（如慰安婦），以及幼兒、學齡前性侵害——後者她認為是最嚴重、卻也最困難的議題。光是要讓當事人「認知到這件事真實發生」就需要非常久的時間；而這往往要靠文化資源（例如媒體報導、文學作品中對亂倫的呈現）才有可能完成。

   他甚至提出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具體建議：在學校健康檢查中，像測量身高體重一樣，常態性地納入性侵害、性騷擾、霸凌等問題的提問——讓孩子有機會在第一時間留下紀錄，等到成年後若想經由法律途徑求償，至少有一份「登入」的證據可循。「我覺得這對他們是某一種保障。」

4. 追溯期釋憲案：112 年度憲民字第 384 號

   這是當前最具關鍵性的法律議題之一。

   林安冬律師說明：目前我國《刑法》對國家追訴犯罪設有時效，背後是法安定性與證據滅失的考量。一般妨害性自主案件刑度為 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追訴權時效為 20 年。但未成年性侵害被害人有一個重要特性：他們求助時間往往拉得非常長——延遲揭露的特性使得許多案件在被害人準備好開口時，早已超過 20 年時效，受害者因而失去司法救濟的可能。

   目前已有一件憲法訴訟案件（112 年度憲民字第 384 號）正受大法官審理，希望能對現行法做出違憲宣告，重新檢討這個時效規定。

   張亦絢老師以個人觀察補充：目前的調查顯示，無論男女，第一次說出曾被性侵的時間，通常都要到 22、23 年之後。這不只是「成年才有能力認知」這麼簡單，而是與物質條件、社會位置高度相關——20 多歲的人往往還在為基本經濟保障奮鬥，要他/她有餘裕去打一場關係極其複雜的訴訟，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以成年之後開始起算追溯期，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合理、合法的方向。

   她也推薦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可以搜尋一系列名為「#帶著秘密長大」的紀錄影片，能夠更具體理解：為什麼足夠的追溯期不只是受害者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如何修補集體損害的問題。

5. 以責任感取代羞恥感

   最後，張亦絢老師以這句話作為整場講座的核心命題之一。她解釋：所有的受害者站出來、進入法律程序，從來都不只是為了自己。受害者的困擾常常是——加害者還在繼續加害，那要怎麼制止？「在我個人不鼓勵暗殺的這個前提下，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你該怎麼制止？」

   讓法律的資源能夠為受害人所用，能夠保障社會中其他潛在的受害人——這就是「以責任感取代羞恥感」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