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旭田律師

接觸司改的起點，從威權陰影下的法庭開始

法庭的不正義是黃律師關心司法改革的起點，也是司改會展開改革行動的重要議程。1987年台灣宣布解嚴，但司法現場依然延續著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法官與檢察官態度惡劣的情況極為常見。

回想當時，黃律師記得有一回陪伴被害人的家屬出庭，這位家屬因聽不懂檢察官的提問，便小聲地詢問黃律師，黃律師則以很輕的聲音、小心地向對方解釋。然而，檢察官卻突然指向黃律師斥喝道：「講什麼話？還講話，我等一下叫你出去！」這讓黃律師心裡產生了疑問：「我是告訴代理人，我只是輕聲的講話，你是要根據什麼把我請出去」但因為當時仍是年輕律師，黃律師自認沒有足夠的底氣與檢察官正面衝突，只能選擇沉默。

那個年代的法官、檢察官態度惡劣是家常便飯，他們可以隨意羞辱律師或當事人，「他們完全不尊重你，他要斥責誰就斥責誰，他對當事人講的話，覺得不能接受，他就羞辱你， 一副那種你不要講那種鬼話，誰聽你講啊，不講實話你試看看。」威權時代的餘緒折射在司法的運作中，即使名義上社會已經解嚴，深層的民主價值仍無法實踐在法庭之中。

監督的開始：學生志工與法庭觀察

在這樣的背景下，司改會思考著如何讓更多人看見法庭現場。1995年司改會成立首年，法庭觀察活動也正式推出，藉由訴訟程序的觀察監督，檢視司法人員是否有濫用權力、有無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及充分辯論之機會，並做成相關觀察調查報告，探討相關弊端原因及改進方法。

為達成讓法庭過程能夠透明公開，司改會在法律工作者和當事人外，招募了許多學生志工，經過培訓，在開庭時記錄下每位法官開庭情形。透過法庭觀察活動的建立，當時司改會也觀察到：有法官在開庭初始態度相當兇惡，但當陌生的大學生進入法庭旁聽後，法官的態度隨即轉為和顏悅色。

「法官知道自己應該要和顏悅色，但他就忍不住露出他不和顏悅色那一面，可是慢慢的因為這樣的監督透明化公開，那事實上法官的態度是有改善的。」2002年，司改會更首度組成「法院觀察團」，實地走訪全國17個法院，不僅就法庭過程，更納進各法院的硬體設備及工作人員服務品質等38個評鑑項目，並舉辦法院觀察記者會，公布第一屆法院觀察結果。

當司改會因為辦理「法官評鑑」活動，遭台灣高等法院楊貴志法官自訴民間司改會董事長高瑞錚律師、前執行長林永頌律師告誹謗，也是由黃律師協助辯護。

透過學生與志工旁聽，提升法庭透明度社會、促成更好的法庭環境，同時也讓人民能理解審判如何進行，從而減少威權下，人民對司法既有的恐懼與陌生感，這也讓法庭觀察進一步產生了法治教育的功用。

投注最多心力的領域：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是黃律師在司改會30年裡投注最多心力的工作。黃律師認為要真正改變司法，不能靠法庭內的攻防，需要讓社會認識與理解司法的精神與價值，而要持續深化改革，下一代便是關鍵所在。

1999年司改會成立法治教育小組，邀請律師、老師等成員定期開會研討，針對師資、法治教材、教法等議題進行評估與檢討，並辦理師資培訓與課程研討等活動，與老師們討論什麼是民主法治、什麼叫司法改革，然後帶領老師們去法庭參觀，期待讓老師們對法治有更具體的認識後，往下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

然而，在這過程，老師們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他們表示：「律師們的理念與講述我們都很認同，也很希望將這些知識傳遞給學生，但我們缺乏合適的教材。是否能由你們協助編寫教材，供我們在教學中使用？」黃律師回想當時說，這樣的回饋對司改會而言，無異是晴天霹靂，因為司改會雖然希望支持老師，但要從無到有創造出教材，對當時的司改會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剛好的是，2000年總統大選後，台灣完成首次政黨輪替，台灣這一路從威權體制到民主制度的轉型，且未經流血的過程，引起了國際高度關注，也吸引了許多海外的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學者。

這些學者開始投身關注台灣的同時，也開始建議台灣需要透過「法治教育」深化與鞏固民主。然當時台灣社會對「法治教育」的內涵並不熟悉，扶輪社便邀請了兩位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來台授課，並找上了台北律師公會合作，希望藉由律師將相關的精神推廣出去。

彼時剛好在北律工作的黃律師成為了接口，加上司改會的法治教育經驗，雙方一拍即合，黃律師告訴對方法治教育並非美國的專利，台灣同樣有相關實踐，他笑說當時被戲稱為「美國法治教育佈道大會」的活動，便改為了「台美法治教育佈道觀摩大會」，美國方面介紹了「Street Law」課程，讓孩子從日常生活情境中學習法律，台灣方面則分享了與學校合作的嘗試，隨著討論的擴展，扶輪社、台北律師公會與司改會也因而攜手合作，展開了系統性的法治教育推動工作。

在美國之後，日本也因著台灣曾受日本殖民的歷史關聯，想來台看看台灣的民主法治教育如何進行？2000年前後，日本也啟動了司法改革，其中一個核心概念是 Access to Justice，期待讓人民更容易接近司法，推動過程中日本進行了許多考察與研究，但當時日本律師界有些具改革理想的律師卻認為，日本改革常常只是「照抄美國模式」，他們自嘲說：「美國和尚會念經，我們只要抄美國的就好。但抄完之後又說，那是美國能做得到，我們日本做不好，因為美國是一等，日本是二等。」

因此，日本律師開始反思，如果不再依賴美國專家，而是尋找一個曾被日本殖民過、卻能夠成功推動法治教育的國家，將會是一個值得借鏡的經驗。經過輾轉介紹，他們聽說台灣正在推動法治教育，於是便決定來台請益，而當時日方的窗口是一位曾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律師，巧合的是，他正好是黃律師的同事，因此黃律師便向他解釋與分享相關經驗，並與日本律師會面進行簡報，之後更一步與前往日本，進行了簡報。

在日本簡報的過程中，黃律師更認識了來自美國公民教育中心的一位講師，對方設計了一套名為 《民主的基礎》 的課程，其中包含四大主題：權威、隱私、責任與正義，而這套課程具有完善的教材系統，包括課本、教師手冊，以及從幼稚園、小學中高年級、國中到高中的完整系列課程，這正好解決了司改會在推動法治教育過程裡最大的困難。

2006年，扶輪社將法治教育的任務正式交接給司改會，司改會運用金士頓公司的捐款成立了法治教育向下札根中心，並在2011年從司改會獨立出去成立「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2011年法治教育向下札根中心也開始推動「公民行動方案」，期間運用的教材正是《民主的基礎》。當年在日本交流後，黃律師與相關的律師同仁，偕同台師大林佳範教授前往美國，取得正式授權，讓法治教育能夠在校園中逐步落實。

有趣的是，在推動《民主的基礎》課程的過程中，司改會發現因為國小教育的彈性較大，也較不受升學壓力影響，教師也有更多自由設計課程，使得法治教育推廣的反應受到最為熱烈的回應，小學階段也就成為「向下紮根」的典型場域。

當前司改會的法治教育特色

在法治教育基金會獨立運作之後，司改會在律師夥伴的推動下，又重新建構出新的法治教育路徑，相較於基金會偏重教育現場的關懷，司改會當前的法治教育發展出了「模擬法庭」、「冤案故事倡議」、「辯論比賽」，以及由中部辦公室推動的「展覽」。

首先，在台灣討論國民法官制度的過程裡，司改會也大量推動模擬法庭活動，透過角色扮演與審判模擬，讓學生能具體體驗司法運作的過程。

其次，司改會結合長期救援冤案的經驗，由蘇建和、徐自強等冤案當事人現身說法，推動冤案故事進入校園，讓學生直接感受到司法錯誤帶來的沉重代價。冤案倡議不僅限於校園，更是推動社會對話的重要法治教育途徑，許多文化界與傳播界人士透過小說、電影、紀錄片等形式，將司法錯誤的議題傳播出去，讓一般民眾理解司法可能出錯，司法制度與人為判斷本身就存在偏差與盲點，因此司法必須具備自我糾錯與接受外部監督的能力，建構一個公平合理的訴訟制度，也讓司法官方能有機會正視相關的問題。

再者，過去十餘年，司改會在台中設立中部辦公室，成立之初，便獲得中部律師與學界的廣泛支持，特別是靜宜大學多位老師的積極參與，使中部辦公室自然而然與學界、實務界建立了緊密的互動關係，這種互動也為中部辦公室作為法治教育的基地帶來了更大的可能性，如：律師經常受邀至學校演講。

此外，中部辦公室的設立，也是司改會為了回應現實的結構性問題：NGO 團體的多數能量在臺北，中南部在資源分布上相對不足，因此，司改會更將中部辦公室定位為一個區域性的「民主、自由、法治與人權的知識中心」，希望成為在地公共教育的重要推動者，同時填補台北辦公室在議題回應及行政、立法單位倡議等組織職能之外，無法支應的社會教育與法治推廣的角色。

這幾年中部辦公室積極以展覽作為教育的媒介，透過影像、圖像與多媒體等立體化的呈現方式，將司法改革的議題轉化為大眾更易於理解與吸收的形式，使法治教育有機會拓展到更廣泛的公共空間。最後，司改會每年也舉辦司改盃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將熱門的司法議題轉化為學生實際討論的題目，以深化年輕世代對於法治教育的參與與思辯。

透過上述這些活動，司改會試圖與社會的不同層面建立深度對話，也讓法治教育不再只是口號，而是能滲透到日常學習與公共討論中。

結語：司改會，要思辨，也要行動

黃律師作為司改會現任的董事長，在談完他一路參與司改會法治教育的推廣歷程後，進一步分享了作為董事長對司法改革的實踐理念與願景，並提出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環境，司法改革可能的前行方向。

首先，黃律師認為司改會在發展的過程裡，研究一直是司改會重要的量能，法案政策部的成立彰顯了司改會對於研究與專業分析的能力，也提升了司改會在過去五至十年中，與官方在法案交涉上的戰鬥力，並使司改會的倡議是奠基在完整、成熟、可行的研究與方案基礎上。

再者，除了知識，行動是黃律師作為董事長認為司改會最重要的價值。黃律師董事長的責任便是要能協調、組織與激發同仁、志工們，支持同仁們認為重要的事，黃律師說激發同仁動力的方式，不是指示他們做什麼，而是要能創造一個環境，使大家能夠自主地前進，並願意全力以赴，董事長則是促進共識、解決困難，讓每個投入司改會的成員都能發揮最大的戰鬥力。

黃律師強調，行動力是司改會的核心價值。他說很多人隨著知識越來越多，包袱反而變得很重，最後失去了行動的勇氣，司改會的目標，不僅是要做為知識與法案研究的智庫，更要成為站起來行動的人，如果當一個人的勇氣不足時，那就將人們聚集起來，多人就能夠相互鼓舞，並尋找到突破現狀的方法，而這正是司改會的價值所在。

再者，面對司法改革的願景，黃律師提出需要繼續關注「訴訟制度的合理化」與「法官選拔與淘汰機制」。在「訴訟制度的合理化」上，黃律師指出民事與刑事訴訟中諸多的不合理現象，認為應該強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避免因為缺乏律師的參與而導致法官或當事人出現違誤行為。在「法官選拔與淘汰機制」上，黃律師強調，雖然制度改革重要，但人才才是關鍵。法律體系必須鼓勵優秀法官，並淘汰不合格的法官，以提升司法體系的質量。

最後，黃律師提出一個反思：台灣為何在許多方面表現如此出色，卻在司法方面難以獲得社會滿意？為何民眾對司法有諸多抱怨、對於司法的信賴度如此低？司法人員的負荷量又如此過於龐大？董事長認為，這不僅是對法律人的挑戰，更是對整個社會的質疑，是否台灣人應該擁有一個更高水準的司法系統？因為司法好，不僅是為了法律人好，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好，當司法不公正時，任何人都將難以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