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這不是情緒感受，這是法律的遊戲。」
——Suzie Miller 《Prima Facie 原本以為》

Prima Facie，法律術語，意指「乍看之下即成立的證據」。但在權勢結構下的性暴力，有多少創傷能夠轉化為可見的證據？

#MeToo 運動讓倖存者得以發聲，卻也啟動了一條難以煞車的法律輸送帶——吹哨者往往因名譽反告被迫陷入司法攻防，正義的追求，轉為一場關於記憶、詮釋與舉證責任的焦土戰。

本展覽分為兩個空間。前半，藝術家與司法改革基金會合作，深入訪談處理性暴力案件的律師，並建置互動聊天機器人—— 觀者可在此空間直接與律師對話，進入那些在創傷自白與舉證責任之間艱難尋找平衡的現場。

後半，則設計為一個女性主義戰鬥空間，使展覽走出司法的語言：在這裡，主觀的感受被允許存在。觀者可以一起上武術課、探索自身的界線、分享身體不義的經歷，在法律之外，尋找另一種表達與反抗的語言。

「原本以為，只要將創傷翻譯成法律代價，痛苦就會終止。」這次展覽，試圖同時容納多種真實——司法的、身體的，以及那些在兩者之間，既無法被法庭接受、也無法被身體遺忘的真實。

▚ 藝術家 李紫彤

李紫彤是一位藝術家兼策展人，作品糅合人類學田野研究、政治行動和經濟批判。李紫彤⾃⼰也是性騷擾案件的倖存者、Metoo 運動中的吹哨者，並因發聲⽽被反告妨害名譽，終獲不起訴處分。在這個過程中，他曾與司改會合作，⼀同向法務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提交陳情書，要求審視檢察官的性別意識，並呼籲司法體系加強對「反公眾參與（SLAPP）」訴訟的理解。此次，他選擇透過律師的視⾓，窺探性暴⼒案件的前線，了解我們如何⽤現有的法條規則，去承接溢出邊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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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家都以為已經平反的案件，促成了三個關於再審重要的見解。這個月，我們收到憲法法庭不受理郭中雄案的裁定，整理了他的救濟之路。

了解郭中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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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冠蓁／民間司改會法務專員

不知道大家有看過陽光女子合唱團嗎？

司改會每個月幾乎都有約兩百封監所的來信，我們透過信件，也透過出監的當事人、相關從業人員，了解台灣目前監所內的情形。幾乎人人看了都說感動落淚的賣座電影背後，與我們真實工作接觸的監所，有哪些落差呢？

▌監獄行刑法中，對於「送入物品」有規範！

電影的鏡頭帶到女子監獄時，媽媽跟孩子會圍在一起唱生日快樂歌，捧著「漂亮」的蛋糕。

但現實中監獄裡，這樣精緻的蛋糕，真的存在嗎？

其實，在 114 年 9 月《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修法之前，糕點有一些「可以送」的空間。像是沒有奶油、沒有糖霜的古早味蛋糕，有時候還能符合規定。

但問題是——那個蛋糕，真的能完整地送到一般同學（收容人）手上嗎？

答案是，不會。

為了安全檢查，蛋糕在送入前，幾乎一定會被切開、壓碎、翻找。最後拿到的，往往只是一盒零散、破碎的蛋糕塊。檢查當然有其必要，但也讓「慶生」這件事，變得有點說不出的失落。

也因此，在 114 年修法後，條文裡乾脆直接刪除了「糕點」。修法的其中一個理由是：這類食品在檢查過程中，外觀與食用價值都難以維持。

原本，親友送來蛋糕，是想讓裡面的同學，即使身在監獄，也能好好過一個生日。可當蛋糕變得破碎，那份心意，會不會也隨之碎去？

修法後同學想要買一個蛋糕給自己慶生，只能向監內合作社購買監獄內製作的蛋糕，當然不會像外面一樣精緻漂亮，畢竟獄中的資源有限。

但不管有沒有蛋糕，他們真的有心情慶祝嗎？

我曾聽過一個小故事。

有一位監獄主管，提著一個蛋糕走進工廠，大聲說：「我帶了一個蛋糕，有誰今天生日嗎？順便幫你慶生！」

在監獄裡的工作人員，其實最能感受到同學們的情緒。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個看似隨意的小舉動，反而成了高牆之中微弱又溫暖的光。

而同樣的情況，在女子監獄裡也是如此嗎？

回頭看前面的描述，似乎和電影中的畫面有些落差——那些圍在一起唱生日快樂歌、捧著蛋糕的場景，難道真的只是虛構的想像嗎？

其實不然。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詢問一位長期進入女子監獄服務的教誨志工。她告訴我，不同監獄的做法確實不一樣，但在她所服務的那一所女子監獄裡，孩子們是真的有蛋糕。

她說，那裡每個月都會準備一個八吋蛋糕，替孩子們慶生。 而這些蛋糕，並不是來自監內合作社，而是特別向監外訂購的，是外觀也相當精緻的蛋糕。 ​

那麼，這些購買蛋糕的資金又從何而來？

在我們熟悉的認知裡，矯正機關的資源一向有限，而這樣每月固定的慶生活動，其實仰賴的是企業或民間團體的專案捐助。正是因為有這些來自外界的支持，孩子們才得以在高牆之內，仍然擁有一個像樣的生日——有蛋糕、有蠟燭，也有許願與吹熄燭光的那一刻。

在那些片刻之中，或許時間很短，但對他們來說，那一天，仍然是屬於「自己出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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