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點重重的案件

宋雲華是參與國際販毒集團的成員，某日前往取貨時遭到警方逮捕，警察發現包裹中藏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於是循線追查，陸續逮捕梁嘉麟、宋雲仙、呂昌駿及郭哲委等人；而蕭明岳則是在其他被告一審審理接近尾聲及一審判決宣告後，方由梁嘉麟、宋雲仙、呂昌駿等人在檢察官訊問時供出。

蕭明岳被指控為國際運毒集團的老大，指示集團成員宋雲仙搭機前往柬埔寨與「辜兄」談論海洛因交易，再以書本夾藏海洛因方式寄送至台灣便利商店代收；由在台灣之集團成員宋雲華、呂昌駿至便利商店收取包裹後，再將海洛因進行壓模及分裝。而梁嘉麟則稱自己是受蕭明岳之託掌管整個集團的工作分配。

然而，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直接指向蕭明岳涉案，法官僅依賴其他共同被告的證詞。呂昌駿在一審判決後方供稱自己曾撥號至蕭明岳的手機，據調查局說法該時段的通聯記錄顯示確有電話撥入蕭明岳手機；然而，不僅卷內未見相關證據資料，連宋雲仙亦澄清該通電話是其所打的，呂昌駿當時在旁邊記成是自己打的。

而事實上，本案關鍵證物皆與蕭明岳無關—不僅警詢階段呂昌駿指認蕭明岳住處錯誤、通聯記錄亦對不上， 100年6月8日檢察官偵查郭哲委時，甚至對其施壓，以「供述可減刑」及「不供述會加重刑期」等言語利誘脅迫，誘導郭哲委供出蕭明岳。

儘管供出蕭明岳之共犯宋雲華、宋雲仙、郭哲委等人，已分別於100年8月23日、101年8月30日、101年9月17日向法院翻供，明確表示係聽從梁家麟指示，為拼減刑才咬出蕭明岳，蕭明岳並無參與本案，蕭明岳在歷審中仍被處以無期徒刑。

本案疑點重重，目前台中高分院再審調查庭審理是否開啟再審中。

照片／邱顯智律師分享5月12日再審調查情形，並說明蕭明岳案中的冤屈疑點。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法條結構問題

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在條文設計上，依據毒品類型設有刑責輕重，但僅依毒品類型區分刑度，未必恰當。例如，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無論涉案情節輕重、涉犯毒品之重量，刑度均係死刑或無期徒刑，在許多案件中產生嚴重的罪責不相當問題。

同條例第17條並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條款常成為檢警辦案的重要工具，誘使嫌犯供出上游毒品來源，固然能一定程度提高偵辦效率。然而，所謂減輕其刑在實際操作上影響極大，尤其在假釋條件上，無期徒刑須服刑滿25年方可聲請假釋，無期徒刑減輕後為二十年以下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僅需服刑滿刑期二分之一(7.5年)即可聲請假釋。此減輕刑度之設計帶來一個問題：被告有很大的動機及誘因利用此條款，藉由誣陷清白之人，使自己換取減刑，且因法條之刑度設計本身過重且過於僵化，更加重此問題之嚴重性。

建議我國修法方向，可參考他國販毒案件之處理方式，例如英國是先依據參與程度區分A、B、C三個等級，再同時考量毒品的類別與數量，將兩者相乘得出危害程度，進而產生從罰金到終身監禁共36種刑度。此外，雖然對檢方辦案的協助可以作為減輕刑罰的依據，但不應視為「集好寶寶貼紙」的概念，而是要看是否對偵查有實質重要性及幫助。認罪或供出上游之時點應該要影響減刑幅度，愈早認罪或供出上游者，對偵查幫助越大，減刑幅度亦應該愈大；反之若是等到真相已近水落石出時方認罪或供出上游，則不應給予相同的減刑幅度，甚至應該不予減刑。

照片／蔡宜呈律師說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的立法旨意，以及在蕭明岳案裡，這個法條為何變成冤案的關鍵？

再審制度之再檢視

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6條規定，聲請再審係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然而，向同一個法院聲請再審，法官在開啟再審時容易承受極大的同僚壓力，恐非合適的制度設計。建議可參考國外作法，由其他同級法院或獨立委員會（CCRC）受理再審聲請及審理。我國法務部成立「有罪確定案件審查會」，組成來源來自多方成員，包含律師、退休司法官等，或為可參考的修法方向。

不正訊問之探討

本案檢察官在偵查中有追查上游的合理需求，這本無可厚非，但強烈的減刑誘因本身足以成為「趨吉避凶」的動機來源；檢察官不斷提醒其他被告「誰都供出了，你也要這樣講才能減刑」，實已接近了不正訊問的邊緣。雖然在我國實務上，「告知法律上權利」並不構成脅迫或利誘，法官要排除此等證詞的難度不低；然不正訊問之定義最終仍應回歸刑事訴訟法第98條：「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重新檢視，尤其在此類強烈仰賴共犯供述證據之案件類型中，更應謹慎認定。

照片／擔任主持人的記者王立柔主持兩位律師的對談，並提問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56條中「共犯自白不得作為唯一證據」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