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所醫療專案

2012年，監察院曾發布「監獄及看守所之醫療缺失嚴重影響收容人生命權」之調查報告（101司調0046號），指出矯正機關醫療量能嚴重不足、轉介流程僵化、醫事人員人力短缺等問題。然而，13年過去，這些缺失並未獲得實質改善。

2025年，司改會於三個月內陸續接獲三起在監收容人、在押被告疑似因監所醫療延誤、忽視收容人病情警訊而死亡的陳情案件：

• 台北監獄邱姓收容人案：疑未依醫囑返院追蹤，延誤治療導致腦出血死亡
• 台中看守所鍾姓在押被告案：求診多月無果癌逝、家屬未被告知
• 彰化看守所周姓在押被告案：於舍房內求救半小時無人理會，送醫時已出現屍斑

這些案件再次凸顯矯正機關在醫療資源配置、轉診程序與資訊通報上的長期結構性問題——監所醫療體系的崩壞與責任體系的失能。司改會已經於2025年11月17日正式向監察院陳情。

二、保外就醫制度拖延成「保外送死」，並非僅是獄政人員的責任

《收容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是依據監獄行刑法的授權所定，條文的第三條第一項明確規範了收容人保外就醫的疾病類型與要件。

然而在實務上，多數監所的衛生科僅配有一般科醫師，人力與專業量能皆嚴重不足，對慢性病、癌症、腎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需要長期追蹤的患者，更難以提供足夠診斷、風險評估與病情管理。

在此情況下，收容人若需外出就醫，往往須經歷繁雜的層級審核程序，而任何一處的延宕，都可能讓急重症者錯失治療時機。但這並非是獄政人員恐有怠忽職守之虞，而是我國在戒護比1：11的整體獄政量能不足下，獄政人員已無法分神負荷監所人口老化、疾病日益複雜化的現實。

更深層的原因，來自於長年累積且尚未檢討的刑事政策。累犯制度、毒品政策、打詐條例等過度依賴監禁的思維，使監所收容人口長期維持高檔。人數增加的同時，卻未同步提升醫事人員編制、醫療設備與合理的外醫流程。監所因此承擔了超過其能力的公共衛生責任，也讓第一線獄政同仁在高度壓力下工作卻背負制度導致的風險，這是任何專業人員都不應承受的。

2025年6月公布的《兩公約第4次國家報告公政公約篇》表12中可以看到，2024年獲准保外就醫的854名收容人中，有190人死亡，死亡率達 22.2%，形同每五位送醫者就有一位死亡。另外，《兩公約第4次國家報告共同核心文件篇》表34^[1]也可以看到，收容人不論到院前、到院後還是戒護住院的死亡率，2024年相較於3年前的2021年都呈現微幅上升的情形。這不僅凸顯保外就醫制度的「緩不濟急」，更坐實收容人病情往往在病情惡化至監所已無法處理時才被送出。保外就醫實質上成為「制度化的送死流程」。

總體而言，監所醫療問題非偶發，而是制度長期缺失：量能不足、流程僵化、政策失衡，使等待醫療的收容人被「忽視」「延誤」，而政府將錯，過治療時機的死亡事件常態化，使制度怠惰成為流失生命的藉口。

一個文明的社會，不應該容許在自由被剝奪的時候，就連生病都只能等死。

監所醫療制度的改革是國家的義務，更是基本人權的底線。

三、本會公開徵案，期待監所落實醫療人權的保障

「醫療不是特權，而是人權。」這不僅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明文要求，也是文明社會最基本的底線。為持續監督制度改善，研議困境背後的成因，本會公開徵求相關案件，並將依個案狀況提供協助。 若有被收容人在監獄中服刑，遇到延誤就醫等，符合下情狀者，歡迎向本會「司改急診室」預約實體面談。

※ 情況急迫者，歡迎預約後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

註解1.法務部在《兩公約報告》中對在監死亡的統計方式存有疑義：

1. 死亡類型採「到院前/後死亡」分類，而非區分「在監/非在監死亡」，有稀釋監所責任之嫌。
2. 報告使用未經年齡及族群標準化的百分比死亡率與國民死亡率比較，未顧及收容人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恐掩蓋絕對死亡人數逐年增加的實質風險。監所人口與全國人口在年齡結構、健康狀態、疾病分布及性別比例等方面完全不同，且收容人高度流動、暴露於死亡風險的時間不一，恐有誤導外界對監所醫療問題認知的疑慮。

監所醫療權申訴專案：

（一）羈押中被告

曾出現嚴重健康問題，並由辯護律師或本人向法院聲請保外就醫、具保停押卻遭駁回者。

（二）已停押被告

雖已停押出所，但在押期間曾遭遇醫療延誤、不當處置或病情惡化等情形者。

（三）在監收容人

符合《收容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曾聲請保外就醫卻遭拒絕，或在監內治療明顯不足、病情惡化者。

期盼政府能正視監所醫療量能的不足，全面改善收容環境、提升醫療專業、簡化外醫程序，使監所真正成為能保障健康與尊嚴的場所，而不是讓人心生恐懼的「醫療真空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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