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新聞稿｜2026 雷震民主人權紀念講座——民主不滿的年代

2026雷震民主與人權紀念講座以「民主不滿的時代」（The Era of Democratic Dissatisfaction）為題，邀請紐約大學法學院Richard H. Pildes教授主講，並由司法院大法官尤伯祥、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張文貞與談。主持人陳俊宏開場指出，近十至十五年來，許多民主國家共同面臨傳統政黨失去信任、政治極化、民粹與反體制力量崛起；社群媒體雖擴大公民表達與參與，也使政治辯論更分裂、政治權威更碎片化。對台灣而言，民主韌性不只是在外部威權威脅下守住制度，更在於政府能否回應人民需求、重建信任，證明民主仍有能力處理迫切的社會問題。以雷震講座之名討論此一課題尤其具有意義，因為雷震追求的不只是選舉，更包括言論自由、憲政政府、權力制衡與對人民負責的政治。

Pildes首先回顧雷震在威權年代創辦《自由中國》、爭取自由多黨民主，並因堅持民主理念入獄十年的生命歷程。他表示，來到臺灣使他重新體認到，多黨民主得來不易，自由憲政民主更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

他引用義大利政治思想家葛蘭西的話指出：「危機正在於舊的正在死去，而新的還無法誕生。」近年歐美民主政府日益脆弱，不同政黨即使輪替上台，也難以改變人民對治理的不滿。

Pildes從民主的兩種正當性切入。他指出，民主一方面承諾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體現在平等投票、政治表達與參與等「輸入面」；另一方面，也承諾比其他制度更能回應人民利益、改善生活，這是民主的「產出面」。然而過去的民主理論與制度改革過度集中在前者，卻忽略政府是否真正有能力「做成事情」。當民主政府長期無法處理住房、所得差距、基礎建設、移民、社會安全等問題，人民的不滿便可能由個別執政者延伸為對整個民主制度的懷疑。

他以「政治碎片化」概括西方民主近年的結構性變化：傳統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政黨衰退，新的反體制與新右派力量崛起，年輕選民愈來愈轉向政治光譜兩端，勞工階級與高教育選民的政黨歸屬也發生重組。這些變化原本是選民對治理失靈的反應，卻又讓政治權力分散到更多政黨、團體與行動者手中，使政府更難形成穩定多數、進行協商與採取行動，形成「因不滿而碎片化、又因碎片化而更難治理」的惡性循環。

Pildes並指出，經濟全球化、金融危機、自動化、疫情、通膨與移民爭議，都加深了不滿；更深層的變化來自「傳播革命」。社群媒體讓個人與群體能更低成本地組織反對、動員不滿，也讓政府與公共機構持續暴露於前所未有的質疑之下。這固然擴大民主參與，卻也使政治權威更難形成。面對困境，他主張民主必須強化提供公共財的能力，檢討否決點過多所形成的「否決政治」（vetocracy），並恢復對不同觀點的寬容與妥協。

張文貞教授從亞洲經驗對Pildes的「有效治理」命題提出回應。她提醒，東亞經驗顯示，威權政府同樣可能高效率興建基礎建設、提供公共服務，因此「做得成事」本身並不足以證成民主；若以提升效率為由過度削弱程序與公眾參與，也可能忽略亞洲許多社會仍未建立充分參與的條件。她同時指出，傳播革命並非只有破壞性，它也為香港抗爭、中國白紙運動、亞洲青年抗議與台灣公民行動提供新的抵抗工具。對亞洲民主而言，真正不能放棄的核心，仍是公民社會、自由選舉，以及獨立而有節制的司法。

尤伯祥大法官則在與談中指出，民主從來不是天經地義；它之所以能存在，首要條件是人民仍然相信民主值得支援。若治理失靈導致失望，失望又推動極化與反體制力量，進而造成政治權威碎裂、使政府更無能力治理，民主就可能陷入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傳播革命不只降低政治動員成本，也降低真偽混雜訊息與仇恨動員的傳播成本。對台灣而言，既有民主化成就不能保證未來不會倒退；要打斷循環，除了提升治理能力，更需要政治行動者確認彼此仍共享擁護民主的基本信念，並展現智慧、勇氣與行動力。

陳俊宏在結語中表示，民主不滿不必然代表人民拒絕民主，也可能是一項要求制度改革的警訊。然而，追求有效政府不能成為放棄法治、人權及權力制衡的理由。「民主需要行動能力，但有效政府並不等於無限政府。」

雷震一生追求自由、憲政與對人民負責的政府。面對民主在信任與效能上的雙重危機，延續雷震精神，不只是捍衛既有制度，更要讓民主重新展現回應人民、處理公共問題及自我改革的能力。

本次講座由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主辦，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傅正民主研究中心協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