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主辦的「原住民族人權小教室」講座，以「兩公約審查在即，原青怎麼回應？」為題，邀集長期關注原住民族權利與國際公約的青年實踐者，於 2025 年 12 月 12 日在辜寬敏基金會辦公室共同探討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講座由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秘書長 Yuli Ciwas 主持，邀請享想原流原住民族倡議聯盟副理事長杜芸璞、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理事長 Savungaz Valincinan 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案研究專員林承慶，分別從國際機制、國內實務參與及法理歷史脈絡，深入剖析原住民族如何運用國際法工具進行權利倡議。

主持人 Yuli Ciwas 開場時以生動的譬喻形容兩公約審查，指出此如同每年的聖誕裝飾，雖本質不變僅換外飾，但仍是檢視人權進展的重要儀式。隨後由杜芸璞首先發言，她從國際視角切入，介紹聯合國體系下的原住民族權利機制。

杜芸璞指出，《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DRIP）雖不具現實意義上的法律執行力，卻是各國原住民族爭取權利的重要基石。她細數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UNPFII）、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特別報告員（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及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EMRIP）等三大機制，並坦言臺灣因非聯合國會員國，持護照參與會議頻受阻撓。然而，臺灣原民人士透過成立海外非政府組織及舉辦周邊活動（side events），積極與國際社群連結，針對原住民族權益議題發聲，展現臺灣原住民族在國際場域的韌性。

Savungaz Valincinan 接著將焦點拉回臺灣，分享過去十餘年參與兩公約審查的實戰經驗。她指出，臺灣因特殊的國際地位，獨創邀請國際專家來臺審查的模式。從 2013 年初次參與時的生澀，到如今原民團體已能熟練撰寫平行報告，以各項公約的規範點出原住民族權利落實的困境。Savungaz 強調，雖然政府報告常與原民面臨的現實脫節，例如在諮商同意權（FPIC）的落實上存在巨大落差，但透過撰寫精準的平行報告，民間團體得以讓國際審查委員看見真相，進而對政府施壓。她也提到，儘管政府近年對民間接觸委員設下更多限制，這場審查仍是原住民族與國家體制拉鋸的重要戰場。

林承慶則從歷史與法律哲學的角度進行總結，分析國際法對原住民族的雙重意義。他指出，國際法早期曾是殖民主義的工具，但戰後已轉化為原住民族爭取自決權與主權的武器。林承慶分析，臺灣雖將國際公約內國法化，但在憲法與法律體系仍帶有殖民性質的背景下，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常被架空。他認為，參與公約審查的策略意義在於透過國際標準與國家劃清界線，迫使政府面對不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處，並藉此累積論述，作為衝撞現有體制的籌碼。

最後，在問答環節中，針對現場聽眾提問關於審查結論對政府是否具備實質拘束力，講者們坦言這確實是長期抗戰的無力感來源，但此機制提供一個無法被政府忽視的「破口」。講者們補充，國際人權公約雖無強制力，卻已成為國內司法實務工作者於法律文書中引用的有力依據，且臺灣政府在乎國際形象的特性，反而成為民間團體監督施力的槓桿。講座在熱烈的交流中結束，講者們也呼籲大眾持續關注明年的兩公約審查，共同監督原住民族權利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