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一場倡議活動的會後聚餐，A對活動的一位工作人員有不當的肢體接觸；紫彤並不是當事人，只是剛好去倒水，一回身就看到事情的經過。

事發隔天，紫彤即在自己的社群版面以虛構且不公開的方式寫下這件事。而一年後，#MeToo運動爆發，紫彤認為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當時的社會輿論也較能理解這類事件的脈絡，便將這篇文章轉為公開，並在文章最後寫下A的名字。不過由於對方是文學大家，其身分之於族群的結構，使得許多人不願出面指責、或是反過來責怪受害人。

出面發聲，卻被當成「鍵盤俠」的偵查經驗

紫彤在發聲當下，其實沒有想到對方會提起的告訴，是後來查詢國外#MeToo的經驗後，才理解到原來這是一種反公眾參與（SLAPP）案件的常見策略。她無奈地說，當初接到傳票時就有先行聯絡律師，但並不是所有律師都具有性別意識，即使了解事件內容，有些律師還是會勸紫彤和解。不過紫彤認為，發聲這個行動本身就包含了#MeToo運動的概念在其中，它作為一種抗爭，並不單純是和解就可以解決的。

而到了偵查庭，紫彤與其他被告面對的卻是緊迫的詢問。紫彤提到，當下被詢問時就非常緊張，加上當事檢察官要求非常具體而詳細的事發經過，令人更加慌張與不舒服。她舉例，像是「你看到的是用左手還是右手摸？」、「是從哪裡摸、摸幾下？」等，都是曾被詢問的問題。雖然紫彤後來得知這種詢問方式，可能是為了得到明確的證據，但她認為光是作為一個目擊者，過去在提到事發經過時都常以「上下其手」帶過，很難描述細節，更何況如果是當事人要面對這種詢問方式。

另外在過程中，紫彤及其他被告也被指責「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鍵盤俠」，更被檢察官追問「對方是大師，你們知道嗎？你們做這件事情合適嗎？」。紫彤認為這種詢問方式很像以其主觀意識質疑他們的作為，她也說，難道有權有勢的人就不會做這種事情了嗎？如果檢察官對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概念不清楚，會不會其他的案件也遭受同樣的質疑？

經過偵查庭的經驗，紫彤在與律師討論後，決定聲請移轉管轄到台北地檢署。她笑說：「我想說，審訊最後我一定要鼓起勇氣對檢察官說，我要移轉管轄。」而移轉管轄後遇到的檢察官，紫彤明顯感覺到他知道這是一起#MeToo案件，在詢問時不僅會全面地瞭解事件的過程，也不會過分進入事件細節，讓當事人可以完整敘述事情的經過；不像上一位檢察官權威式的問話，若是被不熟悉法律的民眾遇上，便容易在庭上感到挫敗與不知所措，紫彤案件移轉管轄後遇到的檢察官，或許才是在#MeToo案件中，能夠兼顧調查與減少當事人二次傷害的選擇。

「大部分人光要等拿到不起訴處分，就已經不想再繼續了。」

照片／表演前的彩排。身為藝術家的李紫彤藉由歌曲創作，表現出對體制的反抗。（攝影／李昭妟）

回到被提告當下，紫彤對於A一次提告7人十分緊張。由於7位被告對於案件有不一樣的發言，若其中有過激的言論，就有妨害名譽成立的可能。如此一來，即使A真的有做出不當的肢體接觸，他也可以憑藉大眾不清楚其中緣由，以「成立妨害名譽」作為開脫他沒有性騷擾的藉口。紫彤非常希望能有一位理解對方策略的檢察官，卻不幸遇上前述的情況，也因此在得知檢察官的態度後，紫彤便決定要尋找其他的救濟管道。

一開始紫彤只是憑藉著「這個檢察官有問題」的想法，想要尋找求助管道，但由於對司法並不熟悉，就連可以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下稱檢評會）提出申訴都不知道。也是剛好過去參與社會運動時知道司改會能夠協助這方面的事務，才與司改會有了聯繫，開啟了後續的行動（記者會新聞稿）。紫彤說，一般人若沒有接觸過相關團體或資訊，可能連要跟誰、怎麼求助都不清楚，況且訴訟流程冗長，要向檢評會申訴得等到做出不起訴處分後才能提出，大部分的人可能光等到官司告一段落就已經耗費許多心力，更何況要繼續進行後續行動。

紫彤最後說，在整個過程中她也會有疑慮，因為當事人十分堅持不願現身，那發聲的界線該到哪裡？他們最後採取的方式是堅決不透露任何當事人相關的資訊，以免其被迫出面。而訴訟過程中面對的種種，也反映出台灣在#MeToo運動過後，仍有許多未竟之業，不僅是目前仍沒有針對SLAPP訴訟的相關對策，發聲者得被迫面對SLAPP訴訟帶來的壓力，從紫彤的例子也不難發現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水準不一，要如何加強司法人員對於#MeToo案件的敏感度，避免二次傷害受害者，是#MeToo運動過後仍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