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兩位前民主進步黨黨工揭露自己曾在職場遭遇性騷擾，卻未獲得上級正視，點燃台灣 #MeToo 運動的火種。但火光不是終點，而是一道裂口。
站在裂口邊緣的人，看見的是深處尚未被回應的空洞，以及當中仍踽踽前行的身影。

「我們明明是朋友，你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一開始#MeToo的時候，我沒有特別要想要講，因為也覺得那就是很久之前的事。」黃綺瑀說。

2014年，還是花蓮女中學生的她，在校內積極關心太陽花運動，有天收到臉書粉專「我是花蓮人，我反黑箱服貿」的版主主動加好友並私訊，進而結識版主本人－律師李懷農。一開始，李懷農時常以關懷升學名義持續私訊黃綺瑀，之後便開始將言談內容導向性話題，當時黃綺瑀便嚴正表明只把對方當朋友，在情感上沒有興趣。

時隔一年，黃綺瑀向李懷農詢問法律問題，為了表示謝意，加上李懷農過去持續邀約吃飯，便提出請李懷農吃飯作為感謝。然而，兩人吃完飯後，李懷農希望能在校園逛逛，便和黃綺瑀在大學校園內散步，路途中不斷做出牽手、摟腰等動作，即使黃綺瑀不斷閃躲，仍然未見其停手。事發當晚，黃綺瑀便傳訊表示這些行為讓她非常不舒服，李懷農卻說：「剛摟你腰你閃躲的樣子還蠻可愛有趣的。」、「就是這種清純女孩才有攻略價值啊。」等話語。後來，黃綺瑀與花蓮女中學妹確認，得知李懷農並非只對她一人如此，最後，黃綺瑀告知李懷農不要再來打擾她，以及告誡對方勿再對其他年輕學子進行騷擾，便將其封鎖。

2023年的#MeToo浪潮中，黃綺瑀看見同校學姐發布相關貼文，當中出現令自己深具共鳴的語句，她說：「學姐問那個人：『我們明明是朋友，你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就是我的感受。」於是，她選擇在臉書上發布兩則公開貼文揭露：「李懷農律師就是一個騷擾他人的慣犯。」，並獲得廣大迴響及支持。然而，長期接觸社會議題的她，深諳雖因時勢影響，能夠在網路上累積聲量，議題的推動仍需經過公共化程序，才能讓社會有更長遠的良性發展。因此，她與立委、基金會聯絡，一同召開記者會，向媒體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她強調：「在#MeToo運動的浪潮之下，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人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眾訴說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照片／黃綺瑀與NGO以及律師、立委一同開記者會。（攝影／謝佳臻）

 

「我是相對有資源或能力去argue的人，但如果是一般人怎麼辦？」

記者會結束後，李懷農雖在臉書發文致歉，但當黃綺瑀正式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時，李懷農隨即對其提起妨害名譽告訴，回憶起那天，黃綺瑀說：「當下反應不是擔心（自己怎麼樣），是憤怒比較多。」因當時《性平三法》尚未修法，根據修法前的《性騷擾防治法》規定，性騷擾案件的行政申訴期限為為一年、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也要在兩年內提出。然而黃綺瑀的案件時隔許久，已超過這些期限，使她在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濟管道下，只能期望公眾力量及尋求相關單位申訴。然而，自己只能將就有限的處理管道，對方卻能使用司法制度對她提出告訴，這樣的無力感也使她吐露：「制度很像是在告訴我，正義是有時效性的，你自己沒有在這個時效裡面完成，那就是你家的事。」

之後，即便檢察官認可黃綺瑀召開記者會的公益性，妨害名譽告訴以不起訴處分收尾，如今也正式修法，延長性騷擾案件的追溯時限，但對她而言，缺失不只出現於法典上，也體現在和人民距離最近的實務程序中。她發現民間普遍缺乏處理性平案件的專業單位、人力等等，也是待解決的狀況。

回溯報案過程，她仍清晰記得警方要求她鉅細靡遺地講出事情經過、案件細節等等，使她被迫詳細重述不願想起的回憶，甚至因感到過於委屈而在警局大哭。令她感到更為挫敗的，是警察原先對她的案件態度冷淡，直至得知她事先尋求該地區立委協助後，才突然開始積極辦案，聯絡所長、家防官等。

除此之外，民間機構「雷聲大、雨點小」的案件處理程序，也揭示臺灣的性平之路，仍有大幅度的努力空間。在#MeToo運動延燒之際，許多機構紛紛發布聲明，宣布自身對於性暴力議題的重視，承諾成立性平案件處理小組，並鼓勵當事人勇敢提出申訴。

然而，目前體系中，一般職場的性騷擾案件大多由原先人事單位調派人力處理，承辦人員普遍未接受專業性平課程訓練，或不要求相關能力，導致其缺乏性平意識。另外，因應時勢處理性平案件，對大多承辦人而言是「工作量增加」，可能變相導致其態度不佳、草率處理等，使當事人受到看似無意卻具威力的二度傷害。

以黃綺瑀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的經驗為例，由於目前律師性騷擾案件與其餘風紀倫理案件，仍然經由同一管道處理，因此時常遇到「塞車」情形，詢問案件進度時，甚至遭對方以「這個就是要排隊。」的強烈語氣回應。然而，等到終於輪到自己，案件有進展後，單位一開始卻安排她與李懷農出席同一場次調查會，使黃綺瑀感到十分詫異。「我就覺得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是整個組織都需要一起去上課。」感受到實際與理想的差距，黃綺瑀深切地認知到，性平意識前端教育的重要性，否則就算有更多當事人齊聲高喊me too，社會能給的協助仍然有限。

說到這裡，她也無奈地說：「我覺得自己是相對有資源或能力去argue的人，但如果是一般人怎麼辦？對我來說最擔心跟最不舒服的是這個。 」

照片／黃綺瑀的房間，除了貼上各種社會運動標語，還有和動漫、電影、表演相關的海報文宣。（攝影／李昭妟）

 

「這個事情不是你辦一個遊行或是什麼，辦完就辦完了，他就是一直一直在持續中。」

「我覺得那個過程其實還是蠻煎熬的，因為你就是有一個東西懸在心上。」即使#MeToo引起關注聲量、最後甚至帶動修法，看似呈現正向發展，身為當事人之一的黃綺瑀，仍在過程中感到強烈的無力與無奈。不過，她也並未一蹶不振，反而試圖以自身力量，促進性平意識的進步與發揚，她提到，自己已經計劃與律師、獨派運動者、紀錄片導演等關注性別議題的夥伴，共同成立性暴力當事人支持協會，期望透過團體及組織的力量，接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們。

對於遭受性暴力的當事人而言，無論是經歷冗長的申訴及法律流程，或是在過程中必須經歷蒐證、法律諮詢等，持續重述不願回首的經驗，都是難以避免的二度傷害。黃綺瑀強調：「我們會希望可以做一個整合性的服務，從律師到陪伴的社工等等，都會是這個組織中的成員。」

另外，她也希望能夠提倡組織中性別文化的重要性，除了固定實施性平課程內訓外，也試圖降低性別比、盡量讓女性擔任專案負責人等等，她說：「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僵化或什麼，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在我們目前能夠辦到的事情裡面，一個肉眼可及，很簡單可以做好的事。」

「畢竟這個事情不是你辦一個遊行或是什麼，辦完就辦完了，他就是一直一直在持續中。」黃綺瑀感慨地說。畢竟在現實世界中，#MeToo這場揭露從不是結束或解脫，而是一段更漫長的抵抗，與更費力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