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生效前的揭弊者如果要受到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的保障，仍要符合第3條的弊案定義、第4條的揭弊機關、第5條的揭弊者、第13條經法院判決免除其刑確定等要件才有適用，並不是要讓法律生效前的揭弊者能夠優於法律生效後的揭弊者，而是讓法律生效前的揭弊者也能夠同受保障。

1. 釋憲中的案件從來都不會禁止立法院在釋憲結果出來之前進行修法，反倒是立法院在討論中的法案應該由立法者先決定，再交由大法官審理，才符合司法權事後救濟而非事前指導的性質。

2. 此外，如果立法院順利立法通過第19條第2項，大法官即會因為已經沒有作成解釋的必要而不受理，根本不會有釋憲結果和立法不一致的現象。

3. 更何況，大法官作成解釋只有聲請個案有溯及效力，對於其他的揭弊者，仍是無法獲得保障。

4. 最後，戴立紳從2018年1月就提出釋憲，至今已將近2年，釋憲結果遙遙無期，等待釋憲對於戴立紳而言根本緩不濟急，唯有立法才能有效給予戴立紳立即的權利保障。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是對於所有貪污案件的一般性規定；而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第13條第2項是特別在法院判決免除其刑的案件，排除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適用的例外規定。司改會主張溯及既往的情形，也只限於法院判決免除其刑的揭弊者，此種例外情形，當然也應該規定在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才符合體例。

1. 涉犯貪污罪經法院判處免除其刑的揭弊者，如果被行政機關予以免職，等同是丟了鐵飯碗，對於揭弊者而言是如此重的權利侵害，如揭弊者心有不甘，難以想像揭弊者連行政訴訟都沒有提。退萬步言，即便有這類的案子，當初都不提起行政訴訟爭執，立法通過申請再任公職的意願恐怕也微乎其微。對於法安定性的影響非常微小。

2. 更何況，第13條第2項也僅僅是給予揭弊者申請的權利而已，行政機關還是有審查的權限，審酌是否准許再任公職。如此對法安定性影響微小的制度設計，卻可以深深影響當事人是否有機關擔任公職的重大權利，實在沒有反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