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法院院長劉松藩因背信案件遭法院判決有期徒刑四年確定，正巧劉松藩在宣判前出境赴美，迄今未歸，引發社會輿論，揣測劉松藩恐將滯外不歸，縱使法院已將之限制出境，亦屬徒勞。而自朱安雄、曾正仁等人相繼潛逃拒絕到案執行以來，接二連三發生「判得到、關不到」的窘境，不得不令人對司法實現正義的能力感到憂心，如果再無改革措施因應，類此情形絕不會是最後一件。

本來普受社會注目的重大刑事案件，常因案情繁雜而拖延時日，法院的審判效率早已飽受詬病。而今好不容易判決有罪確定，卻無法執行，猶如煮熟的鴨子給飛了，對司法的羞辱，莫此為甚。雖然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法院未判決被告罪名成立之前，對被告之人身自由應予保障，非有保全之必要，不得對被告濫行羈押或限制出境。但若被告經起訴後，法院業依法判決有罪者，則所謂無罪推定原則，應限縮其適用範圍。易言之，被告在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時，縱因上訴而未確定，但畢竟與偵查、起訴階段而未判決時不同，被告已屬「有罪在身」，通常其棄保逃亡、拒絕執行之可能性大增。為保全日後執行成果，衡量無罪推定之適用範圍，制度上應規範在一定條件下；如第一審法官判決被告有罪時，原則上應即時羈押被告或限制其出境。比如重大刑案或社會矚目案件，被告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不得易科罰金或緩刑者，非有其他法定條件或事由，法院應同時裁定將被告收押或限制出境。

刑事訴訟法新制自去年九月一日全面施行以來，雖然大部分第一審法院已做到集中審理及辯論的要求，但只有極少數的個案，法官於辯論終結後，立即宣判；且縱使另外擇期宣判，依法亦無庸強制被告到庭聽判。日後在制度的政策上，應朝向「即辯即判」的方向努力，若無法辯論終結後立即合議當庭宣判，亦應修法強制被告應於宣判時在場，俾利法院宣判被告有罪而符合一定條件時，為收押或限制出境之保全處分，達到「即判即押」的強制效果。

※ 刊登處：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