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數眾多的刑事判決，仍以警察詢問筆錄內容為判斷基礎；將警詢筆錄稱為「生死門」，絕不為過。

自認遭受冤屈的刑案被告，也經常對警詢筆錄的內容有所爭執：刑求、恐嚇、誘導詢問……等不當詢問。但這些抗辯，除非能具體、明確（如驗傷資料），否則，仍難以推翻警詢筆錄之合法性。

法院因應被告的刑求抗辯，經常也只能訊問承辦員警：「你有沒有毆打被告？」到法院回答過此問題的員警，應該不少，但從未聽聞有員警於法庭上回答：「有！」。這當然不能歸咎於員警個人的誠實與否，只能歸咎於警方對偵查程序的輕忽（未落實連續錄音、連續錄影所致），當然，最後須承擔結果的，不是警方或法院，而是被告本人以及被告原本圓滿的家庭。

有關警察刑求犯罪嫌疑人的訊息，似乎逐漸少見；但威脅、誘導取供的狀況，仍所在多有。遭刑求取供，或可藉由驗傷資料獲得些許證實；但若遭威脅、利誘而為配合警方之不實供述，則很難舉證。因為，它通常存在於製作筆錄以前，縱使事後調閱、勘驗警詢錄音、錄影資料，仍難以察明。

正因如此，在講究人權保障的今日，如何落實合法的警詢程序，顯得十分重要。警詢程序如能確實依法進行：偵查不公開、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連續錄音、錄影，非但可以保障基本人權，對於法院日後調查、審判，也都有正面的意義。

當然，對有績效壓力的警察而言，「錯殺」或許仍可獲得績效，但「錯放」肯定沒有績效，所以，「錯殺」似乎比「保障人權」來得吸引人。因此，討論警詢階段的人權保障問題，警察的績效制度，勢必要一併檢討。片面要求警方遵守法定程序、保障人權，卻未能給予正面的誘因，反而繼續實施相同的績效制度，對多數警察而言，顯屬苛責。

警詢階段，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雖可以委託律師在場，但此種「在場權」，仍有諸多限制，警方可以輕易引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之規定予以限制，或完全禁止。不僅如此，律師在場，固然可以避免警詢過程出現不當取供之情形，但對多數犯罪嫌疑人而言，應詢前，並無機會諮詢律師；倘律師主動詢問案情，亦常遭警方所禁止；且對遭留置警局的犯罪嫌疑人而言，律師往往不如先前施予利誘的員警來得熟悉、可信賴。至此，律師的在場，非但無法保障人權，反倒成為日後法院認定「警詢筆錄係合法取得」的依據。

這就是制度現況。對犯罪嫌疑人及家屬而言，是殘忍的；對律師而言，是無力也無奈的。

警方的不當取供，對犯罪嫌疑人而言，如同失足掉落斷魂嶺，縱使家屬哭斷魂，生存（冤獄平反）機會依然渺茫。在制度重新建立以前，倘警方能重新體認警詢程序的重要性，人權哀鐘或可不再四處響起。

※ 刊登處：蘋果日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