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一個普通人」展覽期間的系列講座，挑出台灣司法改革30年發展中重要的主題，更深入地分享與討論。其中，2025年3月24日預告《執行死刑規則》草案，大幅度放寬執行死刑的限制，依此規則，在當事人提出救濟，並由再審法院或憲法法庭審理的過程中，只要沒有裁定停止執行，法務部都可以槍決死刑犯。這是少數30年來大幅退步的改革項目。

本場次安排到林承慶助理研究員引言，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林永頌律師，以及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陳思妤律師與談，帶出關於「執行死刑規則」如何一步步被寫下、修訂，又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生死。

林永頌律師：從死刑救援的幾個故事談執行死刑規則

林永頌律師先從他親身參與的三個救援故事談起。這些救援故事是他成為律師以來最沈重的記憶。

第一個被救援的死刑犯名字是周峋山，這起案子是台北律師公會指派的死刑義務辯護案，當時周峋山沒有家屬，確定判決下來後，照理義務律師的工作已告一段落，然而先前承辦的朱姓律師仍對判決存疑，卻仍無計可施，看守所甚至打電話請他去「安撫」受刑人的情緒。朱律師為此打給學弟林律師，林律師決定立刻聲請再審，並去找當時的法務部長。因為只要部長不簽「執行令」，死刑就不會執行。透過葉菊蘭委員奔走下，林律師在接獲訊息的第八、九天就約到了法務部長城仲模；法務部長坦言，許多死刑案確有問題，但等林律師找到部長時，部長的執行令卻已經簽名下去了，也使得該次的救援無疾而終。

之後，台北律師公會做了問卷，許多律師回報：再審聲請尚未收到裁定，就有人被槍決。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大家赫然發現——台灣「有死刑」，卻沒有一套清楚的執行規則。周峋山並非唯一發生這種狀況的死刑犯，在沒有充分救濟之前就被執行的個案並不少見。於是林律師與人權工作者們開始要求法務部訂定明確規範，1999/05/04在眾人的努力下，終於有了《死刑執行要點》。當年的要點規定：（1）被告或辯護人收到確定判決書未滿十日，不得執行；（2）檢察總長已提起非常上訴者，不得執行。

第二個救援的案件則是徐自強案，2000 年，在徐媽媽的呼救與堅持下，林律師向監院的聲請、陳情，帶動了監察院積極介入，而在實務上，監院一調卷，死刑案就暫時不能執行；檢察總長依監院調查報告提出非常上訴，卻被最高法院維持原確定判決而駁回。按照當時的《死刑執行要點》，第一次非常上訴駁回後，立刻面臨執行風險。徐家與司改會只能到法務部外拉布條，檢總再提第二次、第三次非常上訴，仍全部遭駁回。走到絕境，律師團決定兩條路並行：聲請大法官解釋，及組織替代死刑聯盟。最後釋憲成功，出現了釋字第 582 號解釋，讓徐自強得到「更審」機會。此後歷經更六審判死、更七與更八改判無期徒刑，徐家一度陷入「要不要妥協」的掙扎。待到更九審，合議庭詢問是否適用當時最新頒布的刑事妥訴審判法，等於是在問要不要以認罪來換取量刑上的處理。徐家與律師團討論後決定不適用。最終，高院更九審判決無罪。

第三個救援案件的名字則是盧正案。盧正曾短期擔任警察，後被指控擄人勒贖、判處死刑確定；盧的姊姊一路喊冤，並向司法會陳情請求協助。司改會律師團再度求助監察院，監院也啟動調卷程序了，但某天電話響起，傳來的卻是：已經執行，原來是再審遭法院駁回、監院卷證一度調不到，法務部長便在此期間核准執行。據家屬轉述，盧正從牢舍被拖往刑場，一路喊冤，死不瞑目，事後家屬仍委請監院繼續調查，監院報告列出多項疑點，認為仍有冤屈之可能。永頌律師對此感嘆：舊版要點雖寫「可以聲請再審」，但「一旦再審被駁回即可執行」；而該要點進來最新的修正，甚至更退了一步。

說到這裡，永頌律師把焦點拉回制度。民國114 年 4 月 16 日最新修正的《死刑執行要點》，把「判決送達後不得執行」的緩衝期由 10 日延長至 20 日，表面看起來更嚴謹；但同時也新增了「僅聲請再審不足以停止執行，必須法院裁定停止執行，始不得執行」的要件。換言之，如果只有聲請而沒有停執裁定，就仍可能執行。另一方面，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時才不得執行；若只是被告或辯護人向檢總請求提非常上訴，尚未提起者，仍可執行。至於憲法訴訟，只有憲法法庭就個案作成「暫時處分」裁定，才不得執行；僅僅提出憲法訴訟本身，也不會停止。永頌律師表示，台灣再審通過率不到 1%**，而且還得跨過「先准予再審」這道程序門檻才會進入實質審理；舊制只要聲請就不能執行，新制卻要求一定要有停執裁定，這樣的改動恐使正在進行中的救濟「不算數」。

永頌律師在講座中也回顧了法律扶助制度的催生、法扶基金會的建立，以及近年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在 2020 年通過的過程，這些制度都關乎程序正義與補償，但現行預算與落實仍嫌薄弱。永頌律師最後小結：死刑存廢可以辯，執行規則至少要謹慎；即使在死刑存續的體制下，也必須確保偵審、救濟與執行每一步都合乎正當程序。

陳思妤律師：從憲法與國際人權法探討死刑執行規則

接著由陳思妤律師從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角度接續討論。

思妤律師提醒，死刑存廢與死刑如何執行其實可分開來談：就算有人主張保留死刑，也應同意執行階段必須最嚴格遵守正當程序，思妤律師點出今年的113 憲判 8（憲法法庭判決第 8 號）：我國在憲法層次處理死刑合憲性的案例其實不多，重要里程碑包括釋字第 194、263 號與今年的113 憲判 8。憲判 8明言：死刑僅能適用於最嚴重犯罪，且程序上必須符合最嚴密的正當法律程序，包括起訴與三審過程中應有辯護人、應言詞辯論、開庭審理，並周延考量行為時與審判時的精神狀態與心智能力；更進一步，執行階段也首次被憲法法庭明確要求設置實質審查標準：若執行不符正當程序或侵害人性尊嚴，即屬「酷刑」。這些都是過去未曾明確寫下的。

再進一步討論「刑之執行」：實務上是依法院將確定判決送交相對應的檢察官，由檢察官製作執行指揮書等文書，相關依據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第 462、463、464 條、「死刑執行規則」第 4 點第 2 項、第 6 點。而死刑確定後，最高法院會將卷證送交法務部，法務部簽發執行令後交由執行檢察官辦理；這三者在法制上都負有審酌是否存在法定執行障礙的義務，例如判決是否已合法送達、是否已提起非常上訴等。理論上還有「刑之異議」可供被執行人救濟，卻幾乎從未在死刑案件中真正運作，多數受刑人甚至無從在執行程序中取得律師諮詢機會。

思妤律師進一步指出，憲判 8 的主文已明確提及我國應在在執行前檢驗受刑人心智狀態的制度，憲法法庭因此要求在限期修法完成前，不得執行。但外界看到的卻是「黃麟凱案」在伏法當天執行，引爆社會爭議；民間團體其時即指出此舉違反兩公約與憲判 8的要求，因為既然已預告將修正，依理應待機制建立後再行執行。思妤律師批評，法務部後續公布的修正草案並未呼應憲判 8的核心要求，彷彿政府機關並不尊重憲法與法治。

談到國際法脈絡，陳律師整理了兩公約施行法與人權審查機制，並指出台灣雖非締約國，卻以施行法將兩公約內國法化，且明定各級機關與法院「應參酌」公約與一般性意見作為解釋依據，而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強調，執行必須依「最終判決」，並讓受刑人確實窮盡所有司法或準司法救濟。以此觀之，現行要點修正下，再審尚未有准予裁定、非常上訴尚未提起、憲法訴訟尚未作成暫時處分即可能執行，恐與「窮盡救濟」要求相牴觸。

思妤律師最後回到正當法律程序的本質：死刑執行牽涉生命權，理當有法院的實質介入、公平審判的保障、及時有效的救濟，以及辯護人協助的可近性，這些都不能只擺在紙上。

問答環節（代結語）

問答時間，討論延續到制度設計與政治風險。有人問能否建置讓社會得以「共同檢視」的機制（例如假釋門檻與國民法官參與），讓民意與法治對話？

林永頌律師回應，這次修正似乎是出於「死刑確定後長期不執行」的焦躁，因此想將程序修簡；但回到憲判 8的尺度，這樣的方向本身就矛盾。審判理論上不應被民意外力牽動，否則法治會被輕易推著走。

另一題問到「為何由法務部啟動執行」？陳思妤律師回應，執行檢察官在法務部令下也不是全無裁量；如果要抑制行政權，就需要司法權的介入，例如讓死刑執行真正有「異議」的程序能啟動，或者思考其他制度上的闢徑。

當有人擔心「若憲法或法律不被遵守、法治倒退怎辦？」時，思妤律師提到，國際比較顯示法治倒退在現今的世界普遍存在，外部條件如超國家組織（歐盟等）與周邊文化的聲援固然重要，但台灣更須倚賴內部力量——司法審查與定期選舉。把個案推到憲法法庭的策略性訴訟，是讓「人治回到法治」的一條路；而像今天這樣的公共對話，也是在累積社會的理解。

最後有人問：「廢死的前提是矯治教育，還是先把判處與執行的規則釐清？」

永頌律師的答案很務實：不論存廢，執行規則必須合乎正當程序——包含冤罪與精神狀態評估等，這原本就是法務部的職責。思妤律師則回應，廢死是公共政策辯論，核心在於社會願意把最嚴重刑罰的界線畫在哪裡；若社會堅持「應報」，此題便難解。但只要死刑仍在，執行就必須依法、合憲、合乎人性尊嚴。她記得曾在牢裡看見死刑犯寫下：「如果有如果，但沒有如果。」當制度沒有給出「如果」，懺悔與反省也被迫失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