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十萬步:開放社會基金會司法倡議計劃實習筆記(上)
2023-12-30
今年春天,我在司改會的支持下,赴美六週,參加由美國國務院全額補助、中美關係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主辦的「2023實務工作者實習計畫」(Professional Fellows Program 2023,簡稱PFP),其中四週,待在位在紐約的開放社會基金會(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下,一個專注於以策略性訴訟推動議題的司法倡議計劃(The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簡稱OSJI)實習,另外兩週則是在華盛頓特區,與來自全世界近三百位的NGO專業工作者一起交流。
本期電子報,是由我在紐約當下寫成的流水帳彙整而成,時隔半年重新整理,仍歷歷在目。觀察的重點主要還是針對組織的營運,在紐約期間每天都深怕浪費時間,記下的事情其實無暇多加咀嚼,整理電子報的過程中才再次反省與檢討自己的吸收與實際運用。組織由人組成,無人完美,我也無法完美,只能不斷看見錯誤、從他人身上學習。總之謝謝這趟所有與我相遇的人與事。
■ 誰辦的?需要付錢嗎?
這個計畫是美國在臺協會跟美國一個非政府組織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合作舉辦,機票、日支費、在美國境內移動的火車等,皆由美國政府全額贊助,也會幫忙找好實習當地的寄宿家庭,沒有額外的住宿花費、且有十分高額的保險。雖然整體行政效率實在讓人不耐,但他們會在上飛機前、或是總之在最後一刻,把一切安排妥當。每一屆都是如此,未來的申請者可以放心。
■ 如何申請?後續期程?
我申請的是春季的計畫,我在2022年8月遞出申請,申請時需要英文履歷,還有填寫許多職涯靈魂拷問,比較需要提早準備的是需要三位推薦者的聯繫方式,填上去之後他們會直接寄信給三位推薦者,請他們把推薦信上傳到一個系統上。
9月底進行線上面試,面試時其實主要也是職涯靈魂拷問,就是想清楚自己工作上的任務、角色、想要到美國看到什麼,其他部分就是聊聊天。接下來就進入漫長的等待,會等到你以為自己是不是已經不被錄取。然後才會在一個你已經忘記自己有申請這個計畫的剎那(我自己是2022年12月24日),收到一封信通知錄取了!(聽起來很傻氣,但就是這樣)
通知錄取時,同步知道的資訊只有出發跟回來的日期(但不用擔心,反正機票他們會買。這個計畫是發J-visa,如果有提前去、延後回來的需求,都很好用,如果不介意信件往返跟他們喬,是可以喬喬看),並不會立刻知道實習單位、寄宿家庭以及其他出國前你心中會有的一百個疑問。
其中一個疑問可能是想知道整個行程會怎麼安排?因為他們很晚才會寄信告訴你安排(大概出發前一週會有一個在台灣的分享會!)可以提供過去的經驗:大致就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華盛頓接風,讓東亞區的夥伴們彼此認識;第二階段之後,大家被分到各自的機構、住在各自的寄宿家庭;第三階段,也就是最後一週全部的人再回到華盛頓,參加不只東亞而是全球這個計畫近三百位夥伴的連續三天大會(Professional Fellows Congress),分享、討論自己在實習期間的收穫。
因為很多夥伴其實是很有國際網絡經驗的,在美國當地可能會有很多朋友或是工作上的夥伴要見面,基本上華盛頓那幾天的晚餐,如果需要安排可以另外跟別人約,但如果沒有安排,主辦單位也會帶大家一起前往餐廳,就可以認識一些中國、香港、蒙古的夥伴。但那幾天可能還是要預留一些調時差的時間。
■ 會被分去哪裡?
在申請的時候就會請你填實習單位的志願,畢竟這個計畫是給NGO專業工作者參加的,會希望把大家放到跟你原服務單位有相似任務的地方。但那只是給主辦單位一個聯繫的方向,他們會很客製化去尋找適合你的組織。跟我同梯的台灣夥伴還有七位,有跟我一樣剛擔任管理職的、有非常有經驗的管理者、也有有非管理職的,有來自NGO以及社會企業,大家學習需求都不同,後來被分到美國各地(包含華盛頓、曼哈頓、水牛城、密爾瓦基等,有城市也有鄉村)不同的組織去。
可能因為這個尋找組織的任務實在太艱鉅了,所以有些人直到人已經抵到美國第二天、正在參加華盛頓參加接風活動時,才知悉自己要被分到哪個組織。
有趣的是,其實這個計劃有回訪的機制,你去的機構未來也有可能有人可以申請來你的機構實習。
■ 事前的準備
我自己算是比較幸運,大概是在3月底知道自己的實習單位,也因此我可以提前跟該單位的辦公室主任跟督導視訊開會,介紹我是誰、我的組織在做什麼。讓彼此可以先想一下比較合適的安排。
實習的期間白天上班時間就是配合機構,主辦單位也會提醒不要擅自安排個人的旅遊,但下班時間跟週末都是你自己的時間,有些人會見見朋友,也有些人會直接在這邊談工作,總之會有時間可以安排。但其實因為出發前大部分的人都是會忙到發瘋(畢竟要離開原本的工作六週)所以其實我大部分打算要見面的人、打算要在美國順便完成的事情的聯繫,都是在第一週時差睡不著期間,才開始動手處理,也都還算來得及。
另外根據出發前一週在台灣辦的分享會的資訊,記得要帶:伴手禮(鳳梨酥很受歡迎、茶葉很多人帶);記得買網卡,或是漫遊直接50G買下去(這個美國政府不會付錢);準備好30秒自我介紹隨時會用到;其他就帶著一顆勇敢的心。
備註:如果可以提早找到在台灣也錄取的夥伴,一切會順利很多,自從有夥伴拉了一個臉書群組彼此通風報信,焦慮自此減少一半。會有人非常會寫信問主辦單位進度而獲得資訊,當主辦單位有時因為一些不明原因沒有通知到某些事情時,也可以即時交換訊息。
第一天抵達辦公室,才發現開放社會基金會是一整棟大樓!我在的單位只是其中一層樓。因為是星期一,走進辦公室發現除了執行長、辦公室主任以及我的督導,沒有其他人在偌大的辦公室裡。 即使他們每天都有提供免費的午餐,在後疫情時代,還是難以讓員工喜歡上進辦公室工作。
■ 這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開放社會基金會(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簡稱OSF)是很有名的非營利組織贊助者,由喬治索羅斯創辦,為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提供資金支持。維基百科上說他們的目標是推動司法、教育、公共衛生和獨立媒體的發展,每個階段有不同的優先議題,都是為了消除開放社會的風險,基金會員工們對於the threat to this open society(對開放社會的風險)可說是琅琅上口。整個組織這兩年經歷一波組織瘦身,目前仍有千餘名員工。
我所在的司法倡議計劃(The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簡稱OSJI)是他們下面的子單位,有40個員工,其中有30位是專職律師,主要的任務是協助OSF的任務找到有用的策略性訴訟,並以此形式促進倡議工作。
※ 註:他們的執行長曾經來台,人約盟的紀錄:【人權策略性訴訟國際工作坊】演講Ⅰ:策略性訴訟的目的和原則&影響效果的因子
在組織瘦身以前,OSJI曾經近85名員工,也就是說他們幾乎裁掉了一半的人,這些人大部分來自倡議部門,現在變成只有一個OSF的倡議專員直接成為他們的對口,OSJI不再獨立營運倡議部門。
但裁員並不是只有衝擊被裁掉的人,留下來的人,不可能一成不變繼續原本的工作,。我在逐一訪談的過程中理解到,這個組織瘦身,相對影響了他們在管理階層的任務、專職律師角色、組織目標上的各種安排。
有兩個主要的改變,其實都是司法倡議團體很古典的選擇命題,究竟應該要如何任務分工?如何跨部門溝通?他們在這個階段的選擇就會帶來不同的工作模式:
過去倡議部門跟訴訟部門關係緊張,因為大家想要的重點不同,專職律師們也會覺得自己的策略性訴訟本來就有倡議目標,邊做案子本來就是在邊做倡議,跟倡議部門溝通、轉譯反而需要耗費額外時間,不是很有效率。但現在反而完全沒有倡議部門,專職律師就是倡議的主體,可以完全掌握倡議節奏,不過他們也坦承,在招聘新人時,要找到有倡議性格跟興趣(而不是只是辦案)的律師並不容易。而且因為OSF需要倡議素材時,還是得需要與外部聯絡商請提供,所以雖然少了內部溝通的成本,還是要跟外部溝通。
以前是用主題式分部門,例如氣候變遷組、司法獨立組、數位法治組。但因為OSF的核心主題持續在變動以及減少中,目前OSJI的核心團隊覺得如果繼續這樣分組,會讓整組人有理由直接被裁掉,應該要開始確保大家對於議題有一定的彈性,且他們也想開始培養更多對於整體目標有管理意識的人(以前的主管也只需要管一個題目),目前每個主管負責3-7位不等的團隊成員,且每個團隊「並不」對應特定主題,結果論來說,主管能夠給實質議題意見、控制議題走向的程度也下降,但相對的,專職律師無法比以前專心特定議題,可是卻可能自主性上升。訪談起來,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在我離開紐約最後一次參與他們內部會議時,就知道了接下來會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等我回到台灣,7月很快就看到了開放文化基金會宣布接班與再次裁員的消息,整體而言,這個組織運作的方式還持續在變動中。
■ OSJI目前主要的關心議題為何?
OSJI的專長在策略性訴訟這個工具,議題上,沒有自己的優先策略,而是跟著整個大OSF的策略走,且OSJI是OSF裡面少數「不是」做grant making的單位。
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近年的四大重點目標是:digital law、racial justice、climate change、international crime。OSJI在很多案子裡面其實是顧問的角色,他們因為過去公民權系列訴訟的關係,跟肯亞在地草根組織有很好的連結,2019有名的肯亞eID案,OSJI算是以最大程度參與的方式處理,從他們的工作報告看來也是被列為他們2019最重要的案件。(2019.1起訴、2019.4拿到禁制令、2019.9肯亞頒布個資保護法,2020一審判決,目前上訴中)我也藉此有摘要了台灣的狀況(他們本來對此一無所知,我把小短文上架官網了)。
我2019年進入司改會,很快就遇上了疫情,2020-2022年的工作,非常專注於本土,跟2023年開始密切國際交流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因為不常使用,我的英文應該是這次同行者裡面最不好的,但前兩週在美生活下來的心得,就是:由你,來掌握節奏(有沒有很像什麼廣告詞)。這個心法的背後,其實包含要相信:英文不是母語這件事不是我們的錯,我們也已經講得很好了。
我到實習機構第一天,我習慣性開場時說「不好意思我在台灣做比較多本土工作,英文比較不流利還請多包涵」這種台灣式客氣話,但OSJI的辦公室主任R第一時間就回我:「不,是我們比較不好意思,美國人終其一生都只說英文,害這種講外語的壓力都在你們身上」自此,我就不說sorry了,我就假裝我覺得我已經說得不錯。
因為我還算早知道我的實習機構,所以在台灣線上跟他們討論實習內容時,他們就有依據我在台灣的工作,安排一些業務相關同仁,跟我一對一認識。他們在我抵達美國的第一、二天,開始寄google calender給我,當時我還在華盛頓參加接風,很興奮地跟旁邊的台灣夥伴說我被排會議了,才發現有些夥伴很有經驗,已經直接跟實習單位說,他「沒有」要花時間在這種安排上(因為其實這樣認識完一圈應該兩個禮拜就過去了,而我們只有四個禮拜),他想要很明確完成一個專案、對實習組織有點貢獻。我覺得這是滿不錯的對比,隨著英文程度不同、對實習組織了解程度的不同(像我們有些夥伴是被分去本來他在台灣就認識的組織,那其實就不需要太多認識組織跟人的時間),申請者可以自己先想好比較喜歡哪種、直接跟實習單位溝通,主辦單位不會管這麼細。
第一週進行下來,即便如我在台灣,大概這兩年不曾間斷,每週週一半夜都安排了線上的英文課,跟菲律賓老師練習講英文,在OSJI這樣同事來自世界各國(日裔美國人、巴西人、波士尼雅人、英國人等)的環境,開大型會議我基本上只能聽得懂三到五成。一開始本來跟督導說,我想要看看他們怎麼有效率地開會、討論,因此參加了幾次,督導也人很好,會邊開會(因為是線上跟其他國家連線)邊關靜音跟我講剛剛那段在幹嘛,但我還是覺得我學不到東西。
因此本來一對一的安排只是為了協助我熟悉組織跟環境,在第一週結束時,我跟督導討論後決定,我決定大排特排一對一會議!一對一會議我可以先開口、掌握節奏,從我最熟練地介紹司改會跟介紹我自己開始,然後因為已經先掌握節奏了,對方也會用我的語速,跟我講他在這個組織裡的角色,我也會一直問我想要問的問題,聽不懂也可以直接打斷然後才往下進行。
就在這樣任性的節奏下,我開始了我的實習生活。
我的寄宿家庭在布魯克林區,跟同樣是PFP的夥伴一起住在一個溫馨的小房子二樓。我很喜歡那區蟲鳴鳥叫、超多大狗,但我必須搭50分鐘訊號幾乎消失的地鐵才有辦法移動到辦公室,這似乎也是紐約人的常態,畢竟曼哈頓的房租高不可攀。很多人警告我那區比較危險,幸好夏天的紐約大概八點半才天黑,超過這個時間我就不會搭地鐵,有一天我超過一點點街上就沒有人了確實有點可怕,有點懷念在台灣十點下班還可以散步回家的自由。
我們寄宿家庭的home爸是退休的NGO經營顧問,在布魯克林協助很多地方上的社區NGO做共識營、協助他們擴大。我跟室友第一天抵達紐約時,就立刻被帶去了一個社區組織的共識營,看我們的home爸如何協助他們定錨組織遇到的問題優先順序,實習期間,我們也曾參加他年輕時創立的組織的募款餐會。有時候,我回家分享我今天在實習機構知道的事情,他也會給一些不同觀點提醒我:那是因為你在一個不用煩惱募款的國際組織裡面,其他大部分的非營利組織根本不是那樣。
我本來也以為這只是個知識上、物理上的支持,但在美國的第8天,一早還有點時差,所以六點醒來,滑手機看到林淑雅老師在台中捷運上出事的消息,被嚇醒之後,早上剛好有會議不用進辦公室,不太能控制掉了一些眼淚。下午進辦公室草草結束會議,跟督導說我真的不太好,就提早回家。
home爸建議我去公墓走走,我走了很長很長的路,大概走了兩個小時,然後回家吃home爸home媽煮的晚餐。我們這次來的台灣夥伴裡面,有前AI秘書長、也有前一份工作做西藏議題的,比起他們,我還沒有跟淑雅老師近身工作的機會,雖然我本來以為我們將有。
我們被放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在路邊被曼哈頓大型吵雜的車聲懷繞,身邊的人沒有人知道我們台灣發生大事了,大家的眼淚、儀式我們都只能缺席,這時候能有人跟我和我室友說「回家吃飯!」真是件溫暖的事情。而有時,就是這樣的溫暖讓人打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