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不夠好的社會，人們懷疑起社會一切的不公不義，紅著眼憤恨地指向那個不斷要我們服從的威權者，但人民卻更顯得渺小。那是一段如今只能存在於書本、師長口中的，已逐漸模糊、被淡忘的歷史碎片，卻也是見證了恥辱、暴力、虛偽的台灣難以抹滅的集體記憶，與野草莓學運參與者們的集體傷痛。陳育青導演耗時五年拍攝紀錄下2008年11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後掀起的一連串「紅色戒嚴」風暴。51分鐘的紀錄片導演以自身經驗整理出風暴捲起的荒謬警民與官民衝突，帶著觀眾思考「服從」究竟所為何物。

不在乎也真的不會怎樣，但是你知道怎樣，不應該這樣對你的人，對你這樣，你能怎樣？你可以怎樣的事，突然變得不能怎樣，你會怎樣？在當下，我突然回到很小很小的時候，沒有足夠的力氣，對抗施加在你身上的一切，即使你知道它毫無道理。——陳育青導演

抗爭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教育

學生以口號、歌聲齊聲高喊訴求，每個激憤高昂且躁動的心邁出家門、走出課堂、走到街頭上，他們靜坐、集會、更甚是推擠且衝撞。鎂光燈下他們是一群吃飽太閒、不事生產只會亂吼鬧事的暴民，民眾不暸解、也不在乎他們究竟為了什麼要高舉旗幟，奮力抵抗。因為他們看見了時代的恨鐵不成鋼，因為他們知道當警方毫無理由的將人民架離、並用隨口一說的理由攻擊抗爭者、或是根本沒有任何說明的劃設管制區、司法與行政系統因爲對己方不利而搬出許多不處理政府及警察濫權的藉口時，他們不再等待哪個只會給出口頭支票的政治人物做的承諾，也不相信會有哪個時代英雄橫空出世改變世界，在那個當下他們能做的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不做就不會有任何改變，唯有行動才有機會改變這樣的不公不義。

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種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求減到最小。——阿道夫·艾希曼

我們是否有選擇的權利

「大人不用聽你的，是你要聽大人的；老師不用聽你的，是你要聽老師的；警察不用聽你的，是你要聽警察的；政府不用聽你的，是你要聽政府的」教育塑造一群服膺體制、順服權威的「好」國民，公民教育與教育現場是環環相扣的。陳育青導演在片中經歷懷孕到生產的過程，在紀錄片裡那個牙牙學語的嬰兒，也早已長成有獨立思想、能勇於表達的個體。不只是紀錄片導演、事件參與者、更是一位母親，這樣多重角色的交織讓她在與孩子互動的過程對事件有不同的反思。

沒有一個人的天職是服從，但當服從變成生存條件，他對於自己所受的壓迫，也就逐漸失去反抗的能力。作為母親的她認為不該讓孩子成為一味乖巧聽話而沒有意見的人，孩子需要的權威感是讓他知道什麼可以依靠與仰望，但並不是壓制他，讓他無條件相信任何指令要求。「在任何階段都可以保有小小的叛逆，那不是為反對而反對，那是在快要硬化時，鬆開一些，那樣子人生也比較有趣。」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村上春樹

幸好我們還能創作

導演以自身經驗第一人稱視角拍攝記錄下事件，在過程中「我算是整個人浸泡進去，我們拿攝影機的人不太喜歡出現在鏡頭前面，對於要站在那麼前面的位置不無掙扎。」但是「用紀錄片涉入社會運動很難完全置身事外，很難跟運動毫無關係，沒有某種程度的涉入會讓人感覺不夠真誠。」導演帶著作品從2008年陳雲林來台事件，走過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再到香港的雨傘運動、魚蛋革命與反送中等，用紀錄片當作對話的工具到處去放映。

當觀眾問到五年的行動很長，時隔這麼久再度與大眾談論這部作品，是否還留有創傷。陳育青導演表示「還好能創作，創作讓創傷移轉注意力。」無論是用文字、圖畫、影像，幸好在這個年代我們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為自己的立場說上幾句話，記錄下每個傷疤為何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