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婦女救援基金會的倡議下，臺灣的慰安婦站出來等待日本的一句道歉。而據社會所知的臺灣慰安婦僅存十三人，在如此盛大的活動中，願意出席露面的也只有四位阿嬤。

主講人陳虹瑾記者說她這輩子最接近戰地的兩次分別是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2022俄烏戰爭，她在波蘭訪問難民的日子。這些難民皆為被迫離開烏克蘭的女性，可能同時肩負著妻子、女友和女兒的角色。

他們只能透過無聲的視訊，比手畫腳得知對方的位置，以及是否安全。因為俄軍可能隨時都在監控著他們。

對戰爭的實際狀況比較敏感的人，其實在聽到戰爭即將發生的當下，「性剝削」、「人口販賣」、「勞力剝削」、「戰爭之下的假訊息」，這些隻字片語都會隨之而來。戰爭可怕的地方在於，當人類身處在如此極端的情況裡，最真實的人性會像野獸般襲來。

陳虹瑾記者和觀眾們分享了一些她在波蘭採訪到的難民故事，像是有全是難民的八口之家，兩位母親帶著孩子從烏克蘭逃到波蘭建立屬於自己的家，一落地後就馬上去找工作，陳虹瑾記者說這應該也算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症狀之一，因為她們在烏克蘭面對戰爭時的手足無措，還有經濟來源隨著戰爭的發生而頓時被剝奪，都讓他們對於自理生活這件事喪失了主控權。

還有一對烏克蘭籍丈夫和台灣籍懷孕妻子的故事——他們已經在波蘭生活一陣子了，雙方都很掙扎丈夫是否要回到祖國為國打仗，而且丈夫的家人都還在烏克蘭飽受戰爭的煎熬。但問題是妻子即將臨盆，到底該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妻子說：「在這些接近生產的日子裡，我竟然在家中研究著戰備用品和武器，而不是嬰兒床、嬰兒的衣服和用品。我原本其實對於要成為人母沒有太大的感覺，我對孩子也還沒有產生母愛的感覺，但是當我看到新聞畫面播報著俄軍對烏克蘭的兒童醫院投放炸彈的那一刻，我整個人都情緒崩潰了。」

關於PTSD在這些烏克蘭難民上可以說是非常常見，在採訪的過程中有一位女兒說到她的母親對於戰爭當時所感受到的一切都還歷歷在目，甚至現在人已經在波蘭，聽到較大的聲響時會馬上跟女兒說：「我聽到螺旋槳的聲音，俄軍要打過來了！」，或是這些女性難民在記者提問關於她們的丈夫、兒子或是父親時，她們會不停的掉淚，沒有辦法說出完整的字句，而陳虹瑾記者說，問出這些問題的當下，她馬上就想要和受訪者道歉了。

在俄烏戰爭中，其實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被俄軍蹂躪。

在戰爭的狀態下，通常都會有難民互相扶持的社群慢慢被建立起來。大家會互相告知哪裡有物資、哪裡有志工可以協助、哪裡比較安全和哪裡千萬不要去。在生活環境已經如此險惡的狀況下，還是會有心懷不軌的人們出現。據陳虹瑾記者分享，在波蘭當地會有男性穿著志工背心，假裝自己是幫助難民的志工，說服這些剛從烏克蘭逃過來的女性和孩子跟著他們走，謊稱他們能夠帶她們到安全的地方。而藉由幫助她們，這些男性會要求以性行為作為報答他們的方式。

所以現在烏克蘭女性站出來提出「我們要展示自己的力量」，強調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不要認為自己有義務要「回報」他人的善意。我們也要體認到女性不一定是唯一遭受戰爭下性暴力的受害者，而且在性侵案中男性願意承認自己是受害者的比例相較女性來說是少數的，所以在調查的過程中更具有挑戰性。

「雖然一直寫一直寫，我們很灰心，因為我們不知道能改變什麼」陳虹瑾記者無奈的說。

助人工作者的替代性創傷

「替代性創傷是一種同理心帶來的創傷，這類的患者沒有真的體驗創傷，像是性侵、家暴、貧窮、戰爭、霸凌、自殺等，但藉由親眼目睹、看報導、聽廣播、別人轉述等方式得知這些訊息，因為同理受害者，也出現了創傷反應」（摘取自《週末心理話》你是不是過度善良，總是讓自己受傷？ - Heho健康）

李婉菁社工師將替代性創傷轉化成較能理解的話語，也就是「過度同理的平衡」以及「接觸創傷的反應」。陳虹瑾記者提到在執業生涯中，從來都沒有體驗過自己在現場時的經驗會影響到自己本身，直到在寫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相關報導時，才發現自己在寫作時呼吸不到空氣。也有過睡覺作夢夢到自己就是性暴力的受害者的經驗，其實這些都是替代性創傷出現在人們身上的模樣。

李婉菁社工師和我們分享她與受害者接觸和相處的經驗，她說到不管他們是遇到什麼類型的事情，特別是性暴力，其實這些受害者的心裡每一天都像經歷戰場一樣痛苦。然而助人工作需要大量的同理心和感知，不可能在過程中以無感的方式工作，替代性創傷就像是助人工作者的職業災害和損傷，是無可避免的。若沒有跨過這道坎，每一天投入到個案的過程中都會感到無比的無力，但我們總有一天可以，也必須跨過去。跨過去後，既能同理也能關照他人，但也有互為主體的位置，不會因為個案影響自己的視角。

「如果日常生活中沒有互相尊重的環境，到了戰地這樣毫無倫理界限的地方，會發生多少性暴力事件也是可想而知」李婉菁社工師說提及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當一個人的思維和意識形態把某特定性別者視為較弱勢者，並且覺得自己有權利去控制他們時，就有可能做出不當的各種傷害。

史學家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國家和國家之間需要彰顯權力時，常常藉由性暴力成為戰爭的武器。而這樣的現象導致受害者終其一生都在走向復健的工程，尤其在戰場上發生的性暴力事件，更沒有證據呈現和司法正義的伸張。就像一開始提到的阿嬤們，她們都需要一句來自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道歉，因為這句道歉代表著有人能夠理解和見證殘忍的傷痛，以及這份無預警的傷害。

李婉菁社工師長年在性暴力的社工領域服務個案，她強調「性暴力的責任歸屬的指責應該是對對方，而不是自己」，她說很多受害者在經歷事件後的第一時間反應常常是不相信自己的感覺，不認為自己真的被侵犯了，而後隨之而來的是感到羞恥、骯髒、自責等等負面情緒。在受害者真正尋求專業幫助前會有不間斷的掙扎，和譴責自己。社工師說在經歷這類型的事情當下絕對要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要因為社會上有「女性就應該要謙恭有禮」這套價值觀而認為自己不該將自己受的傷說出口。

創傷知情

留佩萱心理諮商師用一句話來形容創傷知情照料：「能夠理解創傷、辨認創傷行為、並且改變環境與政策來防止再創傷。」

婉菁社工師再三地告訴我們「千萬不要評價當事人的感受」，我們能做的就是允許當事人講清楚他們對於事件的感受，並且很重要的是——安頓自己聽到事件時的震驚，好好消化自己的話，思考那些話會不會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

她提到不是只有當事人的傷痛需要被療癒，當事人身邊的重要他人的心理衝擊也需要被重視，所以一個國家裡的每一位公民、政府、組織政策設計都應該要具備創傷知情的能力，我們都要學會辨識創傷及其行為，陪伴當事人找到正確資源，我們需要社會上的整套系統來回應性暴力事件，這個國家才會有更好的進步。若沒有好好處理創傷，讓創傷以隱藏、不可說的方式掩蓋其實真的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甚至是代間傳遞。

「這其實是生命源頭的述說和重整，看見媽媽身上的傷痛，她對她媽媽當年的勇敢感到十足的感謝，當時很多在戰爭時遭受性暴力的女性都選擇墮胎，但她的母親卻選擇生下她」來自一位性侵事件受害者生下來的子女的述說。

在講座的最後，婉菁社工師說我們都必須去正視即使多麽悲痛的事件源頭，對事件有著正向的肯認是很重要的，我們要重視源頭教育以及不去物化任何的個體。而最簡單不過的就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要實現尊重生命這件事。她也呼籲各個國家都應該要投入更多心力去做創傷療癒和康復過程。

「活得像人、過得像人的生活，在臨床社會工作上就能既保有自己的主體，有能在和服務對象相處的過程有良好的陪伴」

這是一個資訊量非常龐大的講座，由於我是社工系的學生，我對婉菁社工師所分享的經驗和價值觀的傳達非常受用。在學習社會工作的四年裡，一直在學習要去找到自己獲得正向力量的生活方式，以及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社工世界觀。

在講座的問答時間裡婉菁社工師有提到，一個生命即使受傷了，都是有機會被療癒的，而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也都可以被自己重新定義，自己才是有主導權的人。不評價、不物化，並且尊重生命裡遇到的每一人、事、物。雖然在學校都聽過了，但是在這兩小時的講座裡，我看見了如何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