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教授不實核銷研究經費，最高法院刑九庭在一○二年認定：教授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辦理科學研究採購事務，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並非執行公權力行為之「公共事務」，故不具「授權公務員」身分。本案判決見解是否允當，自有方家指正，然而最高法院的結構性問題，卻在本案再次凸顯。可惜台灣社會法治墮落，積非成是，輿論因此見樹不見林，只能個案喧嚷，無法全面鳥瞰，令人扼腕！

針對本案判決，最高法院的發言人坦承：「刑九庭的判決，僅能拘束該案下級審，不代表最高法院的統一見解。」赤裸裸地呈現台灣司法的悲哀。終審法院的判決，卻不具有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那要最高法院幹嘛？換句話說，本案如果分由最高法院其他合議庭審理，結論可能完全不同。

例如最高法院刑五庭在一○○年認定：嘉義大學教授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辦理科學研究採購事務，雖然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但是承辦採購人員係以公款從事採購之公共事務，公權力介入甚深，自屬「授權公務員」之身分。

同樣的問題，最高法院刑十二庭在九八年認定：樹德科大教授詐領高雄縣政府補助款，是否有關公共事務？有無行使公務上權力？均非無疑。原審遽認教授係屬「授權公務員」，難謂適法。下級審因而改判，認定教授非屬「授權公務員」。但是上訴之後，最高法院刑十一庭在九九年卻又認定：樹德科大接受縣府委託，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能否謂其不具行使公務上權力？教授是否從事研究計畫採購之公共事務？是否係屬「委託公務員」？原審即認非屬「授權公務員」，自嫌速斷。前後兩次撤銷發回的見解南轅北轍，但都是最高法院的指摘，請問哪個才算「最高」？

下級審後來依舊認定非屬「授權公務員」。上訴之後，最高法院刑十二庭在一○○年再度重申：教授接受政府補助負責計畫採購，能否謂其非屬公共事務？執行受託事務是否應屬「委託公務員」？原審認定非屬「授權公務員」，未能詳加究明，具有瑕疵，三度撤銷發回。最後下級審認定教授係屬「授權公務員」，應依《貪汙治罪條例》論科，但是教授繳回款項而且情堪憫恕，因此宣告緩刑。

就像先前的幼童性侵案，最高法院始終堅持必須調查有無「違反其意願」，嗣後眼見白玫瑰的怒火竄燒，立刻搞個不知所云的決議，自我解套。本次教授核銷案，最高法院面對教育部長、國科會主委和中研院長等學術巨擘的心戰喊話，立刻改變向來見解。

但是因為本案「不代表最高法院的統一見解」，所以未來下級審仍然無所適從。相同的文字，卻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刀筆胥吏的功力，豈可小覷！但是，好運的得時鐘，歹運的得龍眼，這是法庭還是賭場？

最高法院這些自相矛盾，見解歧異的判決，層出不窮，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歸根究底，就是司法院基於統治便利，刻意放縱最高法院員額膨脹，濫授名器。

將近二十個法庭，近百位法官的臃腫官僚組織，再加上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審判獨立」，導致「一庭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畸形怪狀。而法官們夤緣以求的升官欲望，為了贏得青睞，競相迎合當道。二千三百萬人的蕞爾小島，卻有全世界最高比例的終審法院法官，掏空一審，紊亂二審，膨脹三審的司法生態，除了便利耍弄權術，滿足虛榮，何所益於國計民生？

前些日子，花蓮地院法官吵架，司法院即以「司法權困境」為由，違背法官意願，將其流放南疆；但是面對員額膨脹，毫無章法的最高法院，司法院卻樂此不疲，視若無睹。難道這樣不算「司法權困境」嗎？

面對亂象，司法院的改革對策卻是加官晉爵，增設最高法院「大法庭」。看來「最高」並不過癮，還要搞個「超高」才更來勁。

但是，司法改革，需要的是減法，而不是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