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則與「性別」有關的新聞，頗值得大家注意：其一，立法院在六月四日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明文保障未婚懷孕學生的受教權、建立校園性騷擾處理機制，並加強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其二，行政院游院長最近為國內生育率屢創新低，鼓吹大家：「愛台灣就要多生孩子」，但輿論不「買帳」，反而認為國家法律政策的制定，難以為台灣女性提供生養小孩的優良環境。其三，兩年前開開心心依「兩性工作平等法」向安麗公司申請二年育嬰假的邱姓女職員，日前在向公司申請復職遭拒後，淚灑記者會。

以上幾則新聞背後，似乎均透露人們希望藉由「法律」的手段，達到某些與性別有關的政策目的。事實上，不論根據我國憲法第七條對「男女平等」的要求，或目前世界的潮流，「性別與法律」及「女性法學」的研究不但已成另一種顯學，且越來越能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換言之，不同於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差異主義」，與七０年代麥金能教授（Dr. C. MacKinnon）所提出的「宰制理論」（Dominate Theory）等「學說」，今日的女性法學已能具體帶動「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風潮，倡議所有國家法律政策的執行，都應考慮性別平等的問題，甚至應該設置類似性別平等部或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專責機構，針對各部會的政策，從性別平等的觀點予以監督、考核及協助規劃。

以國內而言，在婦運團體多年的努力下，「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的觀念，也已漸獲行政、立法部門與民間的重視。以民國九十一年通過的「兩性工作平等法」為例，即是國內首部促進「職場」兩性平等的法律。另外，今（九十三）年六月甫通過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則希望透過師資培育、教材編撰、學校資源的投入，讓「校園」成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值得注意的是，短短不過兩年多，「兩性工作平等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有關性別的意識已有所不同。以新近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為例，其中多處提及「學校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的性別特質及性傾向」（第十二條）、「學校的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或性傾向的差別待遇」（第十三條）、「教材內容應呈現多元的性別觀點」（第十八條），足見該法所關注的已不再侷限於「兩性議題」，而強調「性別多元」的價值，亦即人類除了傳統生物上男性與女性的區別外，其餘包括所謂溫柔漢、男人婆、男女同志的性別，都應受到法律保障與社會尊重。單憑此點，其實已是我國法律的一大突破，至於未來政府是否能儘速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進一步制訂更多保障「性別少數」（gender minority）的法律（此處所謂「少數」非以人口數量，而係以經濟資源與政治權力分配的多寡來論），則仍有待觀察。

當然，要達到性別的實質平等，不能僅靠法律的手段，否則前述「安麗員工事件」也就不會發生。因此，未來如何透過法律政策的制定與社會運動的雙管齊下，或許才是真正務實的作法。事實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也顯示創造性別平等的工作環境與社會共識，是提高生育率最有效的方式，台灣若能做到此點，政府又何須擔心國民不願生孩子呢？

※ 刊登處：2004-6-18／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