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研討會紀錄

第一場次：以憲法訴訟法為審查對象的違憲審查程序

本研討會第一場次主題為「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的違憲爭議」，由黃虹霞前司法院大法官擔任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怡俐副教授擔任報告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林春元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李韶曼助理教授擔任與談人

▌林佳和：憲法法庭是自己程序的主人

林佳和教授在〈誰是憲法訴訟程序的主人？德國理論與實務的觀察〉報告中，提出三個基本提問：第一，憲法訴訟法作為立法者制定修正的程序規則，是否可以成為違憲審查的標的？第二，若憲法訴訟法可以成為違憲審查的標的，是否會使憲法法庭形同自訂程序規則，隨意宣告立法不當之處違憲？第三，如果不可以，只要立法者有意使其無法作為（不論是否來自赤裸的政治意圖），憲法法庭豈不喪失違憲審查功能？

教授認為，憲法訴訟法當然可以作為違憲審查的標的，關鍵在於「如何認定」違憲。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為例，聯邦憲法法院本身即是程序的主人，擁有相當程度的程序自主性，連違憲的修憲都可以成為審查標的，舉重明輕下，何況是法律層次。

在此須強調，權力分立下的功能最適與機關最適原則，立法機關無權自行畫定憲法法庭的界限，憲法法庭的設置本就是針對立法者多數訂的法律，所發揮的社會形成功能，藉由憲法法庭法規範審查來控制。而且，司法民主的正當性來自公眾尊重、廣泛接受、影響政治計算與提高不遵守的政治成本，任何判決本來就不可避免會有批判的聲音。

如果不可以審查，只要立法者有意規避，即可能使憲法法庭喪失監督功能，這與國民主權論、代表憲法論、現代共和論、自由主義論等民主理論共識下「可司法化的憲法優位」相違背，沒有任何一個民主理論會支持「沒有憲法法庭是好的」這樣的論點。憲法法庭係藉由決定程序的控制，間接掌握實體內容之合憲性，其程序自主性不可或缺。

綜上，出席暨表決人數、暫時處理的門檻與要件等雖可討論，但憲法法庭作為自己程序的主人，其程序自主性乃現代民主法治體系下的重要基石，此一原則不可退讓。

▌林春元教授：憲法訴訟法審查的程序困境－多重脈絡思考

林春元教授在〈憲法訴訟法審查的程序困境──多重脈絡思考〉中指出，如果程序規定破壞憲法法庭的組織功能，使其淪為附庸，應認定該規定違憲，事實上美國 Marbury v. Madison 案最高法院即係審查立法者所制定的司法程序規範。我國過去釋字第371號、第530號等已肯認司法有規則制定權、釋字第602號揭示憲法機關的忠誠義務、釋字第601號等亦明揭憲法法庭維護憲法秩序的角色。

若憲法訴訟法或國會實踐削弱憲法法庭功能，使其成為附庸，應可成為違憲審查的對象。權力分立理論在民主基礎上維繫健康運作，沒有權力分立就沒有持續民主。然而，在現實中權力分立常常被政黨分立取代，民主甚至面臨民粹挑戰與境外勢力的滲透。全球憲政民主正在倒退，許多政權透過民主合法方式，一步步削弱憲政體制，藉由人士同意操弄或修改規則打包憲法法庭，最終破壞憲政民主，憲法法庭是最後的防線。

台灣的憲法法庭過往較為回應式，傾向小心維持正當性，評估憲法與法律基礎、政治部門態度及公民社會支持三方面。因此，在面臨大法官人數不足的問題時，公民社會的支持乃是避免憲政民主倒退、翻轉困境的重要力量。

▌黃虹霞：國家要自己救，人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黃虹霞大法官表示，非常贊同林佳和教授與林春元教授的意見，強調「國家要自己救，人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自己曾身為大法官，體會到如果不回應，可能會被解讀為對國會作法的默許，像是針對113年憲判第9號，即認為實應從立法正當程序違憲的角度切入，程序問題必須優先處理，且應僅處理程序問題。

此外，黃大法官亦指出，憲法訴訟法草案雖由司法院負責司法行政，但司法行政態度較為保守，傾向將規定訂得過於詳細，實際上應保留足夠彈性與空間給憲法法庭。最後，黃大法官亦表示，同意台灣的憲法法庭向來偏向「回應式」性質，不必過度擔心會侵害人權。

▌李怡俐：南韓憲法法院的審查客體與假處分程序

李怡俐教授在〈南韓憲法法院的審查客體與假處分程序：兼論台韓比較〉中指出，南韓的民主憲政發展常被拿來與台灣對比，因兩國在民主轉型歷程上具有相似性。南韓於1988年大幅修憲，建立憲法法院，成為司法積極主義的重要代表之一，曾有多起著名的人權保護及政治爭議判決（如總統彈劾案）。南韓也曾面臨大法官懸缺問題，因3名大法官任期屆滿且國會僵局未能補足人選，影響法院正常運作。南韓釋憲實務採簡單多數決，至少需要7名大法官參與審判並有4票同意才能做成判決。

在審查客體方面，台韓憲法法院（庭）有部分差異：台灣憲法法庭擁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的權限（抽象審查），而南韓沒有；兩國均有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具體審查），但南韓另允許人民在法院拒絕違憲審查聲請時，自行向憲法法院提出聲請。雙方在權限爭議、彈劾審查（南韓適用範圍更廣，包含高級官員與檢察官）、政黨解散審查方面均有相同設計，惟台灣有地方自治保障審查，南韓則無。

在假處分程序上，南韓存在是否應擴張適用的爭論。反對意見認為應僅限於政黨解散與權限爭議審判，但多數意見支持可適用於其他憲法訴訟程序。南韓曾有李貞淑女士提起假處分申請的案例，6位大法官一致決定准許，暫時停止憲法法院法第23條第1項的適用，理由包括可預見的基本權侵害、緊急必要性與公平衡量，以及假處分對審判程序影響有限。學界也討論此案是否為特殊情況，或可作為未來的常態參考。

▌李韶曼：大法官應擁有自我調整和決定的權限

李韶曼教授指出，法官缺位帶來的侵害值得深入思考，必須衡量其對憲法法庭功能的實質影響，並評估是否應透過憲法訴訟回應。憲法訴訟法實施三年來共做出50餘件判決，雖然數量不多，但皆涉及基本權利及憲政重要議題；然而，近3個月因法官懸缺，無法做成任何決定，顯示功能已完全喪失。不受理裁定部分，過去三年累計約210件，但近三個月僅有3件，顯示大法官們極度謹慎，不敢輕易讓案件離開法庭。而暫時處分裁定因涉及實體，立法者設置了較高門檻，過去3年僅有4件裁定，而近3個多月同樣完全停擺。

在憲法訴訟法的體系解釋上，憲法法庭是否可為暫時處分，值得思考。依現行規定，判決須有現任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過半數同意，且參與評議人數不得低於10人，違憲宣告則需至少9人同意。此門檻同樣適用於暫時處分裁定、彈劾宣告及政黨解散決定。而實務上，審查庭裁定過去3年作成超過6000件，近三個月卻僅有約200件不受理裁定。李教授最後強調，大法官應擁有自我調整和決定的權限，勇於挑戰現行僵化門檻，才能回應現實需要。

綜合討論

綜合與談中，黃虹霞大法官分享，過去參訪南韓憲法法院時，感受到南韓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間亦存在不合諧的狀況。黃大法官並指出，多數之不受理案件係由審查庭3位法官一致決定，如有不同意見即會交由憲法法庭審理，因此憲法法庭做成的不受理裁定相對較少，其認為台灣並非沒有像李貞淑女士這樣的案例，人民聲請暫時處分並非不可能，但若真的做成暫時處分，恐怕有可能會被解讀為間接承認違憲條文是有效的。

針對現場提問司法院院長人選為檢察官一事，黃大法官表示，2015年修法後才將「辯方」資格納入，並曾討論過辯方加入的優勢；從審檢學角度而言，檢察官就刑事程序較為專精，但律師的視野更廣且接觸民間較多，律師在大法官中可扮演重要輔助角色。李怡俐教授補充，南韓的憲法法庭組成明文包含審、檢、辯、學四類，其中法官及檢察官比例較高，學界背景反而較少；林佳和教授則指出，德國規定大法官必須具備法官資格（但德國的法律人才培訓是採取「完全法律人」的概念，不同身分的轉換較為多元），最終多以法官或學者身份為主；林春元教授認為，大法官的組成本身就是民主化歷程的展現，反映人民對大法官的期待；李韶曼教授則強調，大法官組成中的多元身份及意識形態，不僅是一種代表性想像，可能也反映人民對憲法法庭角色的某種迷思。

針對現場提問第二庭審查庭駁回裁定理由以「系爭案件並非適用新憲訴法」的說法，黃虹霞表示解決這次新憲訴法的違憲問題，不應以暫時處分處理，若認為新憲法訴訟法違憲，可以在具體案件審查的程序審查階段直接宣告違憲、拒絕適用新憲訴法，再進入實體階段，故新憲訴法對於憲法法庭目前的運作應無問題。林佳和教授則提出，維護客觀法秩序與保障個人基本權為憲法法庭的兩個基本功能，以維護客觀法秩序的角度觀察，憲法法庭應可自行設定案件進行審理。李怡俐教授表示，最根本的做法應從程序審查著手，若無法如此只能以暫時處分處理，但結果變成由人民負擔程序成本。

林春元教授提醒，憲法法庭除了法律角色，也有政治功能，因此真正的問題並非只有「法律不能」，還涉及「政治不能」。針對現場提問如何號召公民社會方面，林教授並指出困難在於民眾對憲法的理解有限，台灣社會喜歡用「自由、民主」這類語言，若能將「民主」進一步用「憲政民主」來重新界定，可向民眾傳達「國會多數不等於民主正當性」的觀念。李韶曼教授則提議，可透過政論節目等平台，讓一般民眾接觸到多元且深入的法律討論，藉由量變帶動質變。最後，黃虹霞大法官總結指出，可能仍有些人不了解整體狀況，然而多數人堅定立場是最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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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側記｜當司法遇上政治——第二場次【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的違憲爭議】
• 研討會側記｜當司法遇上政治——第三場次【國會民主與憲法法庭的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