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陳抗運動中陪偵的特別之處

社運陳抗事件中的陪偵案件，通常與一般委任案件不同。在一般委任案件中，當事人、律師通常可以有較多時間可以溝通、熟悉；而在陪偵案件中，在律師第一次接觸當事人時，可能已經在警察局了。在警察局此種高壓、較不舒服的環境，通常較難有良好的律見品質，又加上當事人可能剛參加完社運活動，長時間疲勞、壓力、狀態亢奮，有效陳述可能性降低。在此種情況下，如何在有限的律見時間建立信賴關係？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在此，陳宏奇律師建議「攜帶足額名片」是一個很棒的訣竅，為的是讓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有熟悉感、有連結，不至於連彼此的名字、背景都不熟悉，會比較容易建立信賴關係，也更有利當事人接下來充分表達案情。

在陪偵案件中，律師宜提醒當事人接下來程序以及會遇到的問題，才不會使當事人有受到突襲的感受。舉例而言，拘捕到場後通常會：

1. 第一次警詢筆錄
2. 所屬分隊的偵查隊偵查
3. 移送地檢署複訊

在偵查隊偵查時，通常只會確認人別，然而在特殊狀況下，會遇到第二次警詢筆錄。為了避免當事人會被此種情況嚇到、不知所措，務必在事前提醒當事人有第二次警詢筆錄的可能，且若是遇到這種狀況，要記得請律師回來陪同。

違反法律、或瀕臨違法的偵訊情境，怎麼辦？

在社運陳抗事件中，可能會面臨警察人員的高度惡意，他們會這樣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為長時間的執勤壓力、長官給的壓力、當事人的敵對行為⋯⋯等等所導致，因此警察人員可能態度較為惡劣、更有甚者也會想試圖激怒律師，在這個情況下應該如何自處？陳宏奇律師將分為幾個情境，帶領我們一同討論！

核彈級武器 緘默權

看到前面的3種案例，可以發覺「陪偵」的情況百百種，怎麼應對進退是十分複雜的問題。在此，陳宏奇律師也特別指出，當事人的「緘默權」是很重要的權利，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被告得保持緘默。「保持緘默」聽起來好像沒有很重要？然而對於警察來說，當事人保持緘默可能很麻煩，因為警察也許會有壓力、不希望筆錄上什麼都沒有，因此，善用緘默權是很重要的竅門！

什麼情況下要強硬行使核彈（緘默權）？其實沒有一定標準，若是警方態度惡劣、誘導近乎惡意，當然可以適時提醒當事人，也可以略為強硬地行使緘默權，事後也可以再去和檢察官解釋先前有不當警詢狀況，才會行使緘默權。

最後，陳宏奇律師更強調，身為律師在為當事人爭取權益時，應該「盡量保持品味、尊嚴，不需要總是很強硬的主張。」也就是在非必要情形，不要變成跟警察衝突的對象，以免「公親變事主」！

「立即聲請提審」的重要性 與「事後究責」

陳宏奇律師分享自身經驗，在著名的韓國工人案中，當事人李尚彥遭不法逮捕。經過前幾次類似事件與律師團的多次嘗試與努力，發覺：如果發現拘捕程序不合法，毋須執著於現場陪同，應該立即聲請提審！本案律師團便是透過立即申請提審的方式，使當事人李尚彥得以釋放。

除此之外，陳宏奇律師亦分享若是在不當警詢後，想要對警方進行後續究責，則可以函文給「督察室」，副本可以行文給多個不同單位及行政機關督促注意。

「公民不服從，可以說是一種抵抗權。人民透過憲法上賦予的權利達成違法的結果，我們透過小小規模的反抗，來將已經接近失控的憲政體制拉回正軌，就像是打噴嚏、咳嗽來去提醒身體出問題。」

在與談時，魏培軒教授表示不論是集會遊行或是公民不服從，都是需要勇氣、賭注很大、需要直接站出來，也會受到人民赤裸裸的審視，甚至需要與國家最前線對抗。

魏培軒教授表示，在台灣，公民不服從難以評價他合法，只能說他是「值得同情的違法」，例如著名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台灣司法上僅能於量刑上有所幫助或透過總統特赦方式，但基本上難以判決無罪。

那麼在公民不服從這樣的抵抗權行使，我們應該如何幫助當事人辯護？魏培軒教授表示，通常辯護重點不太可能放在「阻卻違法事由」，應該務實一點，透過「構成要件」、「罪責」來去為當事人爭取，例如：當事人身為身心障礙者，拒絕警察盤查，被告「妨礙公務」，這時候或許我們辯護方向可以是「警察根本不是行使公務」，因此當事人並非妨礙公務！

最後，魏培軒教授指出，無論是公民不服從還是集會遊行，往往會發生警察明知其某些行為違法，卻仍然違法執法的狀況。會發生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上級指示，或出於某些權力上的原因，導致必須立刻壓制人民的聲音。他們亦不擔心這樣的行為可能會遭受行政懲處，因為他們在做長官喜歡的事，因此日後依然會有人「保他們」。

那麼我們該如何應對呢？我們能做的，就是「追究到底」、「持續關注」、「不斷發聲」，讓他們知道，總有一些人會在關注這些行為，給予長官壓力；也要讓他們知道，並非每次都能夠避開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政府無法透過非法手段來維護其權力的穩定性！這樣，我們才能保護民主的運作，讓人民的聲音始終不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