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與政治的關係

主持人林承慶研究員先簡單回顧憲法訴訟修正草案的爭議，來讓聽眾對本件議題有初步掌握，比如可決門檻的提高，要求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憲法裁判，並且要有至少10位大法官的同意才可以做成憲法判決。這樣的修正草案不僅無視現今大法官懸缺的政治現實，更是一種具政治報復性意味的修法企圖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

林承慶透過美國批判法學者Duncan Kennedy的一句話來表示法律與政治的關係，並且可以用來理解國會改革法案到憲訴修正草案的政治部門互動關係，也就是立法院的法律爭議如何延燒到憲法法庭，而憲法法庭的決定又如何影響著立法部門的政治決定。

 “法律是政治的延續，藉由法律手段來實現政治目的；但政治也是法律的延續，也是透過政治手段來實踐法律目的。”

大法官的提名政治

林承慶進一步介紹大法官的資格與產生方式，就司法院組織法的規定來看，大法官的人選主要來自「審、檢、學、辯」的四類資格，如果從法官法和檢察官倫理規範來看，法官與檢察官並無法加入政黨與從事政治活動，因此在制度面上能明顯判斷政治立場的人選，主要以學者或律師為資格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因此，就其政治意識形態的爭議主要會出現在學者或律師出身的大法官被提名人。

另一方面，「賴選之人」或「綠友友大法官」的批評除了從「總統提名、立院同意」的任命程序來理解之外，也必須從「半半任期交錯制」來掌握。九七修憲後，現今的大法官提名程序是從2003年才開始，當時的制度美意是希望透過七名與八名大法官的卸任與提名機制，來穩定大法官的組成，加上配合政黨輪替可以讓大法官提名避免過度掌握在某一執政黨之中。

然而，在馬政府時期因為大法官提早退休或請辭，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並未遵守舊司法院組織法的繼任制規定，而導致半半交錯任期制的打破，因此現今大法官的提名週期變成七、四、四的交錯任期制，其結果更容易讓大法官提名權集中在某一總統手上。比如，從馬政府到蔡政府有全面執政的歷史經驗來看，大法官的提名政治難以避免有「馬友友」或「蔡友友」的人選批評。

不分黨派的多元意見

林承慶進一步提及如果從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司法院釋字第748號）來看，大法官是不分黨派的多數支持同性婚姻，但就原住民族狩獵權案件（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而言，大法官可以說不分黨派的歧視原民。另一方面，就大法官的意見書觀之，可以發現不同黨派的大法官會加入彼此的意見書，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大法官是具有多元意見，並且超越黨派的。

大法官的政治性

講座下半場由徐偉群副教授分享，徐偉群副教授將焦點放在黨國威權時期，藉以將現今未受政黨控制的大法官與過往受黨國操控的大法官進行對比。

徐偉群副教授於報告前先就大法官的政治態度與政治控制進行區別。就政治態度而言，大法官就人權保護程度、權力分立界線有其政治態度，卻不等於其受到政治控制，像美國憲法的墮胎權、擁槍權爭議，就是具有高度政治立場的差異，這僅能說是大法官有對於議題的政治性，但不能說大法官當然受到政黨支配。

黨化司法的國家控制

徐偉群副教授接著介紹威權時代的黨國對公部門的控制架構，比如司法院裡面有「黨員政治小組」，因此可以看到黨中央對於司法部門的控制關係。甚至，在司法官面試的程序也會對考生進行思想審查、要求入黨，或是在司法官的訓練有所謂的讀總統訓等課程，在在顯示過去的司法獨立如何因黨國體制而遭受箝制。

徐偉群副教授進一步透過制度性因素來整理當時的「黨化司法」特性，包含軍隊現代性的個人化／黨化、戒嚴時期下無法收回的緊急體制、嚴謹的黨國體制（公務體系、校園等社會組織普設黨組織）、進行監控的情治單位（人二室）、對於言論／新聞自由的限制等因素，使得威權體制得以維持，並因此形塑出過去的「黨化司法」。

大法官的「黨意解釋」

徐偉群副教授說明如果現今大法官的解釋必須依照憲法來解釋，那麼有些大法官在黨國體制下所做的解釋便是依「黨意」解釋。比如未滿14歲參加叛亂組織案（司法院釋字第129號），徐偉群教授用當時的會議紀錄來提及幾位大法官的意見，說明中央黨意如何支配大法官的解釋論證：

管歐大法官：

 “黃大法官光普先生亦一再強調，本案富於政治性，應從政治態度來考慮，主張先由本院函詢中央方面的意見。本人認為⋯⋯似有未便，但是我們似可⋯⋯請示本院的院長，⋯⋯院長參加中央各種會議較多，當能瞭解中央當前對於此類案件的政策趨向所在”

黃亮大法官：

 “至於政治問題，我不表示意見。我第一次審查會時，便說關於政治的見解，我願遵依中央黨部的意見。所以，我同意曾大法官上次的建議，依大法官會議法第十二條請中央黨部派員列席。”

王之倧大法官：

 “我們大法官會議能給以被迫的藉口以免除其刑事責任嗎？⋯⋯我們應注意國家利益，應注意政府決策，在解釋文解釋理由書內決不能有被迫即可免除刑事責任之的記載。”

總的來說，徐偉群副教授透過以上例子的說明可以發現，大法官不是因為有政治立場就被指控為政治服務，反而大法官的意志在黨國體制下才是真的被控制、被規訓的。也就是說，在其制度下大法官不是基於自己的所思所想去闡述自己的憲法論證，反而還需要向中央黨部上級詢問意見，在這個意義上才算真的替政治服務。反而，從現今民主化來看，由於台灣欠缺這樣的黨國體制結構，其政治控制難以形成。

最後，徐偉群副教授作出結語：「民主是重要的，因為民主一旦被解體，它就會回到那個過去的（威權）時代。所以如果現在有人要瓦解我們的民主與憲政，我們應該要拒絕它、要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