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我到底要用怎麼樣的一個脈絡，來跟香港產生連結。我們知道台灣跟香港有一些共同點，比如說我們都曾經被殖民，然後我們共同面對、反抗極權的政體。今天我們同樣面對將來，我們的下一個世代，他們可能面對一個極權體制的威脅，這是一個共同的經驗。

台灣從戒嚴的解嚴、抗爭從自由廣場走到凱達格蘭大道；香港從解放軍搭著車穿越黃埔口岸，開始行使主權，不到五十年，煙霧就從中環瀰漫到尖沙咀。這一切，握著鏡頭的人都還記得。

「當然我們這個歷程裡面，有很多結果是不一樣的。比如香港這幾年的抗爭，跟台灣當年從戒嚴體制要去擺脫這樣的束縛，我們最後是走向一個民主的體制。」黃子明攝影師說，「我們可以說台灣相對來說是幸運的。」

後時代革命——港傷、然後慢性港傷

香港的傷口半新不舊，畫面從煙霧瀰漫、傷口猙獰到標語草率油漆、港人面容隱去。高仲明攝影師的鏡頭底下，不過五年，港傷尚存，而城市已經著急覆蓋——無論是建築、標語、或是離去港人的臉孔。

然而時代裡有人，是鏡頭底下全部的坦誠、是當權者無力覆蓋的風景。

城市還矗立在那，而港人已經離散。高仲明攝影師的「後時代革命」系列，日常的台灣風景中，港人的臉孔因為過曝而模糊。「他們都有很多身份認同的問題，還有就是對台灣社會的恐懼。他們不是在台灣害怕什麼，但就是他們剛到台灣，然後離開長大的地方，然後他們常常想到在台灣被中共滲透的人會去監視他們。還有就是他們擔心自己如果不能在台灣，就必須要回到香港，他們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的香港的朋友，他們來到台灣生活，其實也滿艱難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好好的生活，他們有些真的很緊張很緊張，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展覽，可以對他們有多一點點的包容。

回映時代裡的人——從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中

香港的抗爭裡有人，鏡頭不會忘；就如同台灣從戒嚴體制走到今天，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中，謝三泰攝影師和黃子明攝影師橫越三十年的照片裡，也藏著無數雙堅毅的眼睛。「南澳鄉這個泰雅小女孩，我看他的眼睛，那個時候台電又把南澳列入核廢料初階處理場的一個選址，所以他們那年參加廢核遊行，小女生的那個眼神，真的是讓我印象深刻。」

也許是為了不負鏡頭下的眾生凝視，謝三泰攝影師和黃子明攝影師數十年扛著長槍短炮的記者生涯裡，看全了台灣戒嚴到解嚴後的民主化歷程。從一九八二年民進黨的創黨晚會、一九八七年開始反對運動的蓬勃、對國民黨欲制定國安法的抗爭，到拍攝國代老態龍鍾、不足勝任職務，進而促使國代全面改選的資料照片，攝影記者們的鏡頭底下，充滿希望的眼神也好、蒼老混濁的神態也罷，或有當下就獲得迴響的重磅新聞，讓影像呈現的控訴推動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進程；或有作為歷史軌跡的刻痕，讓人們回望時有所依恃，一切始終如實紀錄。

時代的見證人

「我只知道在責任裡可以找到回應。…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埃利．維瑟爾，《夜》（La Nuit）

影像作為時代的紀錄、於是攝影師便成為時代責無旁貸的見證人。

就如黃子明攝影師所說：「我們的工作，我們拍下這些東西，我認爲它比較大的意義是說，它能夠讓將來我們社會更多人去理解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那只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部分，我們本身沒有權力去改變什麼，但是我們可以留下這些影像，這對我們來說這是有意義的。」

攝影師結尾的照片是手拿相機，對著鏡頭微笑的小女孩。背景裡的群眾席地靜坐、頭綁布條——這是二零一三年洪仲丘案的抗議現場。「這是我的女兒，他今天有來，我為什麼要放他，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紀都即將要退休了，可是我們走過這段路。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孩子，將來也都能夠在一個非常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裡面繼續他們的人生。所以從小只要有空，我都會帶著我的女兒去這些社會運動的現場，我讓他自己去感受。他當時這個年紀，應該都是似懂非懂吧。」

我主要是希望擴大他的視野，讓他對人權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相信在將來他們生活裡面，或是他們將來所決定的價值選擇裡面，都有可產生某一些影響，我認為這是我們作為父母的人，應該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