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點》，一部不到半小時的紀錄片，給人的感覺卻是超越時長、溢出影像的。整部紀錄片環繞著陳敬鎧的生活，脫去冤案紀錄片的濃厚法律意味，不摻入過多情緒渲染的元素，以平實的觀點敘說陳敬鎧如何當一個「正常」的視障者。

作為司改會學期中的實習生，我們很幸除了接觸案件事實之外，也了解到拍攝陳敬鎧紀錄片的導演，了解他為什麼願意投入心力紀錄下這些敬鎧的生活點滴。

從盲點到《盲點》

紀錄片導演施耀程大學修的是地理系，可以說與影像、攝影毫無關聯，但出於興趣，一直有接觸攝影，也立定了從事影像相關工作的目標。後來報考了台藝大的研究所，想更進一步熟悉視覺文化、影像等，他不給自己設限，大量且廣泛地接觸編劇、製片、攝影、紀錄片、劇情片等，最後藉由《盲點》這部紀錄片順利畢業。

問到他的畢業製作為什麼會接觸和選擇冤案的紀錄與呈現？

他提到，在讀研究所前，他就已經接觸過些許冤案，但是都不曾深入探討，直到參加了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寫作工作坊，親自爬梳了冤案案件的卷宗。

在過程中，他對冤案的撲朔迷離及戲劇性益發有興趣，縱然以各種方式想方設法釐清案件也很難證明何為真實，他說：「冤案的真相，是當事人想知道、社會大眾也想知道的，但是卻沒人能抓得準，這就是冤案吸引我的地方。」

一開始，他也沒有想過要記錄敬鎧案的背後故事，而是首先聚焦在冤案中的司法部分。他蒐集了許多冤案題材，積極訪問冤案律師，也透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旁聽冤案律師開會，跟著他們的所有行程。「那時候也不知道自己要拍什麼，就跟著看有什麼事件發生。」施耀程回憶，當時恰逢陳敬鎧案的民事再審開庭，跟著律師去法院旁聽後，這個案子便引起了他的興趣。

「因為涉及法律、特教、醫學對視障者的看法，當下我就覺得太好了！我可以畢業了！」他看見了敬鎧案作為拍攝題材的潛力，也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決定要拍攝敬鎧案後，施耀程導演看了很多跟冤案、視障相關的紀錄片。然而在蒐集了相關領域的素材後，施耀程碰到了難關。

矛盾的選擇？精彩性 V.S 真實性

「我覺得社會大眾對冤案紀錄片的接受度比較低。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多的冤案紀錄片很難去完整交代過程跟結果，只呈現過程又有點無趣，但大眾又想知道發生什麼事，只重視結果不重視過程。即使是紀錄片還是希望有一些劇情。」面對劇情精彩度塑造以及過程真實性反映的抉擇，他選擇了後者，拍攝內容注重陳敬鎧的生活與重建之紀錄，而非冤案的真相探索與結果追尋。

確定了記錄片的方向後，與陳敬鎧交涉、溝通拍攝內容的過程也相當漫長，「雖然有拍攝一些東西，但也是互相建立信任的過程，」施耀程認為，與陳敬鎧進行對於拍攝內容的溝通也可以了解他自身對於自己的看法，同時也能比較順利地深入他的日常生活細節進行更加貼近真實的紀錄與呈現。

要如何呈現陳敬鎧的生活、又要採取何種角度？《盲點》的立場對於敬鎧案的發展多多少少會有在輿論上的影響，「我當時的確有這樣的想法：我是不是要刻意拍他一些像盲人的樣子呢？然後大家就會認知他是盲人。但對敬鎧而言，這是有點荒謬的，因為他就是想要像一個正常人才努力了很久，為什麼要把他拍的像盲人？像盲人又到底是什麼樣子？是我們想像的樣子、還是真實視障者的樣子？」不過施耀程認為還是應該要讓大眾對視障者的印象有所改變，他藉此檢視了自己對視障者的框架，也就與一般人對視障者的既定印象大致相同。因此要改變這樣的印象，必須要先去了解視障者的真實生活狀況。

突破盲點：用鏡頭告訴大家「這很正常」

施耀程為補足相關的知識基礎，參加了台灣礙障研究學會年會，觀察並討論對於障礙的各種相異視角與觀點，同時也透過學術研究的參閱，以此來更了解視障者。他說：「電影裡的盲人大都被塑造成邊緣人、被欺負嘲笑的角色，大家看了電影之後就覺得盲人就得是這個樣子，走路拙拙的，要東摸西摸。大家平常很少直接接觸，都是透過影像、新聞媒體來接觸，所以對盲、視障都沒有概念，覺得視障就是看不到，看不到就應該待在家、應該有人幫忙才能完成事情。其實不是這樣的，敬鎧自己也不想要這樣。」

在拍攝過程中，施耀程都是跟著陳敬鎧活動並參與他的生活。不論是在家裡煮飯，或是跟家人互動，還有去參加盲棒等等。在過程中觀察到了很多細節，也更加理解視障者的生活是怎麼樣子。「原本想像視障者是一個樣子，但實際接觸後發現他們跟我們沒太大的落差，只是視覺上有點不方便，但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很好，那為什麼我們就要用對障礙的既定印象去侷限他，就覺得他應該怎樣、不能怎樣。」施耀程認為，這些框架限縮了視障者的可能性，忽略了他們的多樣性，並概括化視障者的個體差異。

不過《盲點》中，在記錄陳敬鎧的生活的影像裡，有相當多會帶給人衝擊的片段，例如準確地接到飛來的球、流利地打桌球，甚至在與家人互動時也能精準地抱向小孩等等，種種超乎想像的行為常會使人不禁懷疑陳敬鎧真的是盲人嗎？

施耀程在貼近陳敬鎧的生活進行拍攝時，也無數次被他「過於正常」的行為衝擊，不過，作為影像工作者，他秉持著開放的心態，不預設立場也不刻意強調什麼，而是真實地表現案件背後的「人」是如何。雖然並不是以特別戲劇化的手法呈現這些衝擊，但是平實淡然的氛圍，似乎都在告訴觀眾：這很正常。

導演眼中，盲點的根源為何？

是不是真的盲人這件事雖然是案件的重點，也是一般人看待整件事的首要疑問， 「每個人都有他的觀點，律師有律師的觀點，特教老師有特教老師的觀點，醫生有醫生的觀點，敬鎧自己也有自己的觀點，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其實有不同的觀點可以切入。」施耀程認為各個切入的觀點不同時，對視障者的標準與定義會有所差異，當這些視角沒有交集時，盲點就產生了。

除了記錄陳敬鎧的生活，施耀程也訪談了簡凱倫律師及視障復健諮商師葉昭伶等人，他們注重的個別即是案件的進展與個人的生活重建，是相當不同的面向，也增添了觀眾看待視障者的視角選擇多元性。擴大各種視角的角度或許即能減少盲點的面積。

施耀程反思，「為什麼我們一直很在乎他到底看得到看不到，是因為他的行為表現跟我們既定印象及想像有落差，我們想像視障者好像有一個樣子。」而每個領域在界定視障者會有相當多不同方式，同一件事用不一樣的參考依據去審核、鑑定，產出不一樣的結果是必然的，而這些不同結果何者才是真相？又何者更接近真相？

對此，他認為就算理解了所有事情、閱讀了所有卷宗、並實際與這個人互動，也沒辦法知道什麼是真相，「對我來說的真實，是我實際跟敬鎧接觸、互動，那個情感是真實的。」

《盲點》將焦點轉移到陳敬鎧的個人，而非執著於答案的探尋。施耀程坦言，他也有視角，在拍攝過程中與陳敬鎧之間的情誼對他而言是相當重要且珍貴的。但他也認為，「如果我們從人這個角度去切入的話，你就會試圖理解他整個過程，從失明然後到家庭關係、自我的變化上，到他怎麼走過這一段，就再回去看案件的時候，整個角度可能又不太一樣。」

有視角即有盲點，對盲點從認識到理解的過程

當被問到對於案件，他是否曾有任何懷疑時，施耀程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在觀察參與後，就知道他是一個盲人了啊。」他也補充，其實他很少去思考這件事，反而比較在乎陳敬鎧怎麼重新認識自己、認識環境、認識社會，又怎麼重新去建構他的生活，「這是我比較好奇、關心的。這個案件我從一開始就是相信他。」

論及對各異視角的理解，施耀程承認要去懂得這些觀點著實不易，對他而言都是全新的領域，為了順利拍攝而又去學習更多相關知識。「我要了解科學怎麼看視障；去理解特教對這件事的看法；認識這些領域怎麼做評估、怎麼重建。所以就很複雜，我每個環節都要去理解。」

由此，他也認為某種程度上，他與法官是相似的。但法官沒辦法從頭深入了解每個觀點，只能從法律的視角去判定，當法官對科學、特教不夠了解時，容易有理解錯誤的情形。視角之間有相互難以融合的地方，有交集不代表盲點就不存在。

「這個交集在每個領域對事情切入的點都不太一樣，但終究還是有既定立場對其他領域的理解基礎在，所以還是會有盲點。」施耀程坦承道，「我對於自己本身也有一個盲點在，視障者對自己本身也有、怎麼看待自己、怎麼重新認識自己，還有我怎麼重新看待他，都是會有盲點的。所以保持著開放的心態去理解吧。」

敬鎧案涉及了諸多領域，交錯的視角似乎都凸顯出盲點的無所不在，正印證了冤案的本質：不盲仍會有盲點，眼見並不能代表所及。紀錄片《盲點》藉由呈現既定印象之外的真實，告訴我們敬鎧案的背後故事與盲點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