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為自已發聲的起點

在歷史的河流裡，有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就像是我們的阿嬤一樣，但他們卻在純真開朗的年紀，遭遇了戰爭和日本政府的欺騙，在那個貧困的時代，為了賺比平時多幾倍的錢，以為自己是去幫忙洗衣做飯打掃，卻未曾想就這樣踏進了人間煉獄中。

他們受到各種凌虐，甚至懷孕還被強灌墮胎藥或被迫拿掉子宮等慘絕人寰的事，每天過著行屍走肉的日子，好不容易等到戰爭結束那一天，回家受到的卻是家人帶著有色眼光的審視及言語的羞辱。

礙於當時社會的背景，阿嬤們不願再遭受社會的歧視眼光而從此噤聲，直到韓國李容洙阿嬤勇敢的站出來時，漸漸地有越來越多阿嬤也開始說出過往，這段被遺忘的歷史才重新被大眾所記起，經過了長遠的歲月，他們開始捍衛自己的權利且對日本政府提起控訴。

雖然時至今日，日本依舊沒有給予阿嬤們那句道歉，但至少讓大眾知道，日本的罪行和阿嬤們應得的公道。

在經過社會的開放和接納後，她們開始有了能量，從原本只是一個客體，慢慢地想到自己是一個人、是一個主體，不是男人的附屬品或工具，回到她作為人的主體性後，她才能夠開始發聲。–尤美女律師

各國的響應

#METOO是2017年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用於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鼓勵女性在遭受不尊重的對待時，能夠勇敢的說出來。
在事件爆發後，許多國家的女性都紛紛站出來，而許多的案件都是來自於職場上權利不對等的結果。在性騷擾的案件中，可能加害人覺得自己摸的舉動根本沒什麼，但對於被害人而言，除了身體被侵犯、感到不舒服外，所瓦解的將會是被害人對於人的信賴，這些所謂的性侵害、性暴力等案件，它所留下的傷害將會是一輩子都無法抹滅的。

女權意識的覺醒

早期台灣傳統社會都認為法不入家門，家庭暴力公權力是不會介入的，且對於性侵害和性騷擾有著傳統迷思，即使女性才是受害者，但加害者往往不會被懲罰，甚至對女性的精神補償費還被稱為「遮羞費」，由此可見，當時的女性沒有被平等的對待，在過往的社會思想中，女性只是丈夫或家庭的附屬品。

直到後來婦運跟民間團體進行社會倡議，推動「法入家門」的政策與性別暴力防治的相關法規，建立了性自主權的概念，也讓性侵害或性別暴力的案件審判時，使加害人得到了應有的處罰。

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法規的建置

在傳統台灣社會中，婚姻與家庭暴力問題觀念主要為「法不入家門」及「清官難斷家務事」，在這種環境下，使女性在受到家暴時，除了忍耐也別無他法，以至於1993年鄧如雯殺夫案的發生，鄧如雯因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其母親與妹妹均被其丈夫性侵害、施暴，最後求助無門殺了自己的丈夫。

也因此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並促進法規於1998年立法通過，使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與民法保護令的國家，而後《家庭暴力防治法》其防治與保護措施也漸漸完備。

除家庭暴力外，許多性侵害跟性騷擾的案件也一直未收到正視，在1984年婦權意識抬頭的年代，婦女新知雜誌社做了婦女性騷擾問題的問卷調查，共有500多份被回收，而其中80%的婦女有被性騷擾過，但保護女性的立法一直停滯不前，直到1996年發生了彭婉如命案。

彭婉如是台灣的女權運動者，其畢生致力於兩性平等教育以及婦女運動，推動了多項保障女性的法案，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可卻在他為了婦女參政保障名額法案在奔走時，發現他被人殺害，此事件引起社會的一片譁然，也激起了婦女們的怒火。

同年發生了女權火照亮夜路大遊行，女權才真正的被政府所正視，且在隔年通過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除了處罰犯罪外，也設立了許多對被害人的保護措施，以及催生《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在2004年通過，在各界的努力下，2002年《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現改為性別工作平等法），2005年通過《性騷擾防治法》。

雖然在這寥寥的幾行字間說完婦女平權的歷程，但這些都是有人犧牲且許多人努力爭取而來的權利，時至今日，我們除了慶幸自己生在這個自由開放平等的時代外，也要感謝每一位為我們基本權利所抗爭的前人們，我們認為自己應當享有的權利，其每一步都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