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羅婉婷律師

七年前324佔領行政院的事件發生時，在現場留守、排班的律師從Line群組通知更多律師到現場集合，等待陪偵，在等待的過程中，警察就開始驅離，律師們就像是輸送帶，幫忙把受傷的民眾架出來，並不是在進行律師的專業工作，就這樣搬了半小時。在當時，有人希望律師進入行政院請大家出來，我當時覺得這個任務很困難，一方面集會是人民的自由，我有什麼權利請他們離開？而如果要他們留下，我就變成煽惑犯罪。最後我告訴現場民眾，有消息說警察要開始驅離了，可能會受傷，請大家自己考慮是否離開，印象很深在當時沒有任何人離開。

以律師的立場陪伴他們走過來，會覺得愧疚、同時非常敬佩。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上過法庭的經驗？反覆述說痛苦、向法院說服自身的痛苦，本身就是非常痛苦。另外一種痛苦就是社會的標籤，社會上有另一類的聲音將324的自訴人看成是犯罪者、暴民。每次律師團收到不受理判決，不受理的意思是這個案件法院不審，或是因為查不到施暴員警，所以法院不管。我作為一個律師要去問當事人要不要再上訴，我都很兩難。當事人會問我「律師你的意見是什麼？」我當然希望他們堅持，但同時我也了解到這個堅持有多麽辛苦，出庭的當事人在法庭上會親耳聽到長官們說你的頭是自己撞到、自己跌倒這種發言。

318、324對很多人而言已經結束了，但如果沒有好好處理，就沒有所謂結束。我不知道未來的台灣還會不會有這麼大型的陳抗出現，但有類似的狀況時，我們就要面臨選擇，而你們會願意挺身而出嗎？來參與這場講座的各位，就像是種子，謝謝各位今天的發芽，請大家不只是發芽，到處生長、到處走一走吧！

/

■ 當事人 林志傑

剛剛走完一圈展場我有哭，有很多東西是我們的回憶。我從原本是個學生，對社會充滿期待，經歷運動被打回去，該怎樣來改變這個世界、讓台灣變得更好，我感覺當時的政府不覺得人民是有腦子的，想要用這種方式去阻止我們去思考。當時我們坐在裡面表達訴求，警察先拿棍子敲你的手，內心當時非常害怕，很害怕跟旁邊的人分開，就不知道會被帶到哪裡去，但是你得說服自己不害怕，因為你身旁的人比你更害怕。雖然有些警察的確是善良的，但我現在看到警察內心會有一份恐懼。

驅離發生時，被警察用警靴踹，我不斷表達想要離開，但我站不起來，後面的警察就在讚聲說「打就對了」，當下非常恐懼，不斷求饒也沒用。打完拖到外面的時候我沒有意識，有一個男生背著我直衝救護站，大喊說有人昏了，當時覺得自己終於獲救，後來醒來就在醫院了。後面展品那個滿頭是血的當事人，就在我隔壁床，他一直在想，他上新聞的話會沒有工作，所以一直急著想要離開。

在醫院，經歷第二次的痛苦，原本我是健康的人，但住院時我沒辦法站，沒辦法走去廁所，是一個頭髮蒼白的老人扶我去廁所，很害怕我再也站不起來，吃飯時連把湯匙拿到胸前都沒辦法，我自己一直告訴自己，我很堅強，但我不敢讓家人知道我很痛，不敢告訴他們復健是真的很難熬，要撐著扶手慢慢走、要去電療。

這七年訴訟滿煎熬的，每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我就會剛好收到法院傳票，就要跟上級解釋為什麼要跑法院，就會被標上一個很奇怪的標籤，他們要看到「殺人未遂、馬英九、江宜樺」，我的主管跟老闆都會卻步，覺得好像我惹不起、或是覺得我不好處理。尤其是在軍中，也收到了兩三次法院的傳票，軍中沒辦法說請假就請假，我很早就得送出請假申請。每次一送出，就要被排長問、連長問、更大的官問，要一直講自己發生什麼事情。

/

■ 當事人 林瑞姿

我是瑞姿，大家都叫我小球。行政院當時我在大廳，我相信在這邊大家看了很多法律的東西，你上網google也可以看到滿多影片去陳述受傷的過程，我到現在都沒有辦法直視受傷的影片跟照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庭以外的東西。

那時候我是研究所的學生，受傷後都沒有回學校，而我們系所上的老師並不支持反服貿運動，所以老師會要求所有學生都要回學校上課，我就這樣曠課了一個星期。回到學校時面對了很多標籤，投影片上的這幾句有些是出自我自己的指導老師口中，在課堂上直接說「小球就是像紅衛兵」，在其他老師面前說「就是笨才會跑去行政院」，或是有些學弟妹會說「這個學姊很政治」。因為沒辦法面對這樣的指導老師，我就休學了。後來有試圖想要回學校努力把這個學位念完，雖然我知道錯的不是我，但還是覺得面對這些人事物很痛苦，最後還是放棄這個學位，改讀東吳人權所。

我出生在深藍且保守的家庭，自己的父母是支持馬英九的，前一兩年還投給韓國瑜，國中畢業後因為求學到外縣市念書，我父母的政治立場影響不到我，但他們總是跟我說「台灣很小，一定要靠中國的幫助才可以強大」。直到2014年，他們在新聞上看到年輕人的政治理念，那時是我的政治出櫃，我媽知道這七年訴訟的事，但我爸不知道。我媽媽非常擔憂，選舉時他總是跟我說政治很可怕，我們不要這樣子。我在想他們可能活過戒嚴時期，所以才會覺得很可怕。

去年自訴案件結束，我情緒非常低落，躲起來了一陣子。在想是不是這些就像歷史課本這樣，就翻篇了、沒有了，那我們跑這些法院有意義嗎？直到這幾天大家又在傳太陽不遠的紀錄片，我才想起來我有參與其中「一夜之間我長大」這個片段，我看到我自己說了一句話，我六年多前說，是這個國家變了？還是這個國家沒有變過？因為活在解嚴後的我們，都深信不會發生國家暴力這種事情。

我很幸運的是，324事件一結束，我就認識一些紀錄片導演，進而認識陳文成基金會，我心中的傷是有被承接起來的。我跟著陳文成基金會去綠島，參加白色恐怖的營隊，我這幾年去了五六次，看著這些前輩已經70、80歲，跑去綠島跟年輕人說30分鐘的話，好像在賭命一樣。我知道把長輩拉到事發當地講有意義，但剛開始我非常不解，覺得太勞師動眾了吧。

我後來跟著基金會還做了人權辦桌，不斷不斷聽受難者前輩的故事，我覺得要把這些故事延續下去。後來又做了夾角拖劇團合作，跟很小很小的小朋友講白色恐怖，其實跟小朋友講自由、民主，他們是聽得懂的。接下來也辦了平行人生的展覽，這個展覽是在說如果沒有白色恐怖，這些人會怎樣。我也想過如果沒有324我會怎樣，我覺得它就像隕石一樣，改變我人生的軌道。每次在訴訟上不順利，我就會想到這些長輩，所以每次律師問我要不要上訴，我就會說，好。如果我們要追求轉型正義，要先面對當下的國家暴力，才會有never again。

我昨天在想我要講什麼，我好像一直在想訴訟的意義，但好像沒有回頭發現，做上面這些好像很發散的事情，就是意義本身。

每次接受訪問我都在逼自己，再勇敢一次，就可以讓這件事情再浮出來一次。但我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裡，講述這些事時其實我有個SOP，像今天我也沒有談324當天發生的細節。事情發生後我去醫院，當時在驗傷單上看到「黑色傷害」，第一次看到這個詞。創傷其實都在，像是我現在非常介意人家摸我的頭髮，因為在2014當年我是長頭髮紮馬尾，在2019以前都是留短頭髮，2019之後才開始留長髮，慢慢試圖去解決這些創傷。

/

■ 當事人 蕭凱文

大家好我是凱文，今天三位與談的當事人，我們當時都在行政院大廳，在當時彼此都不認識。2014年剛好我考上研究所，我是個單親媽媽，念的是策展，聽到司改會要辦展我一口就答應幫忙，是因為我自己是學這個，也因為我對這些事情有感觸。但一口答應了之後，我發現自己答應的太快了，答應之後，我的整個人的狀態跟身體都沒有辦法。我以為自己可以做點什麼，但結果看到訴訟的東西，就忍不住想退後。所以我很佩服小球在事件後實踐了這麼多事。我有想了一下，我的困難跟壓力大概來自哪裡，我對台灣的政治氛圍還是很不信任，不只是對國民黨，對民進黨也是。

前兩天逼迫自己看了一些以前的影像，我看著自己，覺得天啊，自己眼睛會發亮、非常堅定的樣子。面對當時那個真誠的自己，覺得非常陌生、有點不好意思。2014年，我女兒當時國中一年級，我在行政院大廳的時候，她還畫了一幅圖給我，說我在保衛國家，我當時跟女兒說，我可能會去坐牢。而她現在已經是大學生，唸政大社會系，我跟她說我今天要來講座分享，我問她，過去跟現在怎麼看待當時的母親？我女兒說，當時她還太小，沒辦法看到全貌，但現在他回頭看，會覺得確實這個運動擋下了服貿，也讓國家暴力議題更深化地去討論。她認為任何的社會運動，不管是激情或理性，都是累積的成果，不是只是太陽花，而是從前面的運動開始累積的。

昨天睡前我問自己會不會後悔當年的決定？這七年間，不斷有人問這個問題，我覺得後悔不後悔很像是非題，經過七年，我聽到我女兒說的那段話，我想我沒有後悔，我們用自己的身體作為見證，小時候，我父親開著計程車參與街頭運動影響了我，我再影響了我的女兒，我覺得都創造了意義，不是我個人，而是一個集體的、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