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問題提出 觀察勒戒時點說？犯罪時點說？

   2020年9月18日，最高法院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毒危條例）觀察勒戒的法律見解歧異裁定送大法庭，其爭議在於《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前二項之規定」所稱「適用前二項之規定」起算時點，是以「前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簡稱：觀察勒戒時點說）又或「最近一次犯施用毒品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簡稱：犯罪時點說）起算？

   舉例而言，當事人在2010年12月1日施用第二級毒品，檢察官依《毒危條例》第20條第1項聲請觀察勒戒進入勒戒所，並於2011年4月1日因無繼續施用傾向釋放。後其於2012年2月1日再次施用第二級毒品，因為已非初犯，且在執行完畢3年內施用，依《毒危條例》第23條第2項，不需再經觀察勒戒，檢察官便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判處易科罰金。此後，當事人於2014年7月1日再次施用第二級毒品，距離前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時點已超過三年，但卻在前次施用毒品的三年內，如果依「觀察勒戒時點說」適用《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應聲請觀察勒戒；如果依「犯罪時點說」，便無法聲請觀察勒戒。

2. 解釋變動 如何解釋「三年後再犯」？

   從文義解釋出發，《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作為起算時點，與《毒危條例》第23條第2項合併觀察，即可得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為基準的運作機制：三年內再犯施用毒品罪，依《毒危條例》第23條第2項，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三年後再犯施用毒品罪，依《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應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相當清楚。問題始終在於「三年後再犯」，被解釋為「保持三年不犯施用毒品罪」（即犯罪時點說），或「執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結束後已達三年後再犯施用毒品罪」（即觀察勒戒時點說），又或更嚴苛立場，認為出所後五年內再犯（按：舊法為五年），曾依法追訴，縱其第三次（或第三次以上）再施用毒品時間在初犯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結束釋放五年以後也無法適用該規定（簡稱：再犯剝奪說）。換言之，只要曾在年限內再犯施用毒品罪，不管已經距離出所時點多久，都沒辦法再適用觀察勒戒，這是最高法院95年第7次刑庭決議、97年第5次刑庭決議所採的看法，並且長年被司法實務所接受。

   這樣的情況在2020年7月15日《毒危條例》新法上路後有了變化，最高法院改弦易徹，不再採取「再犯剝奪說」，刑事第一庭便採取「觀察勒戒時點說」（109年台上字第3135號判決），認為既然《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改為「三年後再犯」是為了落實「寬厚刑事政策之變革」，那就不應該因其間另犯施用毒品罪而影響觀察勒戒適用。此見解不只出現在第一庭，第二庭（109年台上字第3291號）、第三庭（109年台上字第3751號）、第四庭（109年台上字第1409號）、第六庭（109年台上字第3522號）都有類似的看法。

   對此，採取「犯罪時點說」的刑事第七庭認為，《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修法理由已提及「如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始』再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行為者，足見其有戒除毒癮之可能，宜再採以觀察、勒戒方式戒除其身癮及以強制戒治方式戒除其心癮之措施」，這次修法只是參酌醫學專業意見放寬時限，不當然代表「寬厚刑事政策之變革」。不過，有意思的是，第七庭並不認為就得回到「再犯剝奪說」，認為僅因處遇執行完畢後三年內曾再犯，就剝奪曾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者再受觀察勒戒的機會，實在過於嚴苛，因此參酌修法理由提及的醫學專業意見，放寬為「犯罪時點說」。

   在這些解釋變動的背後，去進一步觀察法條文字變動，可能會感到訝異，因為《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法條文字除了「五年」改為「三年」並將後段「本條前二項」改為「前二項」外，沒有任何更動，但卻在修法之後造成如此重大的轉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重大的轉變之際，「犯罪時點說」和「觀察勒戒時點說」同樣以2020年《毒危條例》修法變動作為解釋《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的依據，卻產生截然不同的結論。法律解釋有不同的角度，但如果站在上述「以政策為導向」的解釋脈絡，那至少不能缺少制度發展及戒癮知識的理解，才能更清楚掌握刑事司法與物質使用者的互動關係，提出合適的法律解釋。

3. 修法歷程 毒品施用者處遇的制度發展

   對此，先回到台灣毒品施用者處遇觀察。現行制度普遍被理解為「雙軌制」，一軌是1998年「有條件的除刑不除罪」將毒品施用者定位為「病患型犯人」建立的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簡稱：機構性醫療處分），另一軌是2008年增訂附條件命完成戒癮治療的緩起訴處分（簡稱：社區性醫療處分）。在雙軌制運作中，分為「初犯或三年後再犯」、「三年內再犯」二類。針對前者，檢察官可依《毒品條例》第20條第1項聲請觀察勒戒，也可依《毒危條例》第24條第1項作成緩起訴處分；針對後者，檢察官無法再聲請觀察勒戒，僅能依《毒危條例》第23條第2項依法追訴，或依《毒危條例》第24條第1項作成緩起訴處分。

   制度生成有其修法歷程。就機構性醫療處分，1998年《毒危條例》公布之初，第20條立法理由即揭櫫「除刑不除罪」原則，並以勒戒、戒治代替刑罰之矯治措施，將勒戒處所附設於醫院。2003年為了避免適用法律紛爭，將「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後」改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同時將勒戒處所改設於醫院或看守所，不要求一定設在醫院。2009年增訂第4項輔導戒治期滿者就業。2020年新法考量成癮難以戒除，將第3項「五年後再犯」改為「三年後再犯」。就社區性醫療處分，2008年修法通過《毒危條例》第24條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處分，被認為是一種替代療法，2013年將第二級毒品納入適用範圍，2020年新法雖將《毒危條例》第24條施行日期交由行政院另訂，但修正條文已考量成癮狀況不同，開放其他緩起訴處分種類，不僅限於戒癮治療。

   相當簡化地說，機構性醫療處分在1998年出現，被認為是毒品法制不再完全將施用毒品者視為犯人，同時視其為病人；社區性醫療處分在2008年出現，藉由轉向措施避免標籤污名及社會連帶斷裂，讓施用毒品者得以繼續社區生活。法制也開始注意到出所後就業輔導，並考量戒癮的困難，放寬觀察勒戒年限從五年改為三年；也注意到施用毒品者不見得均為成癮，而開放其他緩起訴種類予以適用，以落實多元處遇。在此無法描繪毒品施用者處遇生成史，但透過上述簡介，至少可以約略了解毒品施用者處遇的制度發展，以接續接下來的討論。

4. 檢討脈絡 從「刑事司法與物質使用者的互動關係」出發

   刑事司法與物質使用者的互動關係相當複雜，從應否給予處遇、給予何人處遇、給予何種處遇、如何認定處遇成功，以及如何規制處遇期間及處遇後再犯，都彼此牽動，背後更涉及不同立場的成癮觀念，有待未來深入分析。限於篇幅與案件爭議，在此僅從戒癮知識角度出發，以再施用毒品的司法認定，以及短期自由刑、刑罰節制措施的適用作為素材，觀察毒品施用者處遇的政策方向，以回應前述政策導向的解釋脈絡，並進一步檢討《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

   • （一）從減害的角度理解再施用

     物質成癮與治療是動態且連續變化的，治療期間可能再次施用物質，這被稱作為「復發」（relapse）。復發具有許多意涵，可能是重回原有人際網絡，也可能是亟待協助的處境，背後涉及高風險情境及自我效能，也與因應技巧與社群支持有關。對於曾停用而再施用者，甚至會產生自我歸因，在負面情緒下反覆施用。復發是處遇中重要也複雜的關鍵時刻，往往被認為是治療的重要部分。不過，「再施用」會被認定為「再犯罪」，這時候刑事司法要如何處理就很重要，而此涉及如何理解「戒癮」及定義「復原」。從減害觀點（harm reduction）理解「戒癮」，如果施用物質者能夠減少施用頻率（例如：從三天施用一次，減少頻率為一週施用一次），並逐漸回到日常的生活步調，在了解人與藥物的關係及其傷害後控制用藥就已經足夠，不必要求完全戒癮（total abstinence）。「復原」核心在於協助施用物質者降低物質使用對生活與健康的干擾程度，以促進生活品質作為處遇目標。在此理解之下，刑事司法就應該接受「復發」是處遇的一部分，盡量將「再施用」與「再犯罪」脫鉤。對此，台灣毒品施用者處遇已經在不同程度接受這個理念，例如《毒危條例》第24條第1項就與《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設有「三年後再犯」不同，沒有限制檢察官給予緩起訴處分的期間限制。又如緩起訴期間再施用毒品，依《刑事訴訟法》第253之3及《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第12條第4款，也不當然撤銷緩起訴處分，再施用毒品不當然排除醫療性處分適用。從此觀察《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適用觀察勒戒的形式要件，如果要讓「再施用」與「再犯罪」脫鉤，那也應該以同樣立場，盡量鬆綁刑事司法對於機構性醫療處分「再施用」的刑罰制裁，使得施用毒品者即便在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曾犯施用毒品罪而經起訴、判刑或執行，也不影響釋放滿三年後觀察勒戒的適用。

   • （二）減少短期自由刑的適用

         受到最高法院95年第7次刑庭決議、97年第5次刑庭決議影響，以往最高法院見解限縮《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適用空間，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結束後三年內曾再犯者，都無法再適用觀察勒戒。如果檢察官不願給予緩起訴處分，案件便會流入法庭，這些人可能無法符合緩刑或易刑處分等要件，或法官不願再給予機會，大多被送進監獄。觀察2006年至2015年25萬656人施用毒品罪確定有罪人數，只有2萬9322人（11.7%）因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緩刑等原因未入監，相反地，有22萬1334人（88.3%）入監執行，其中又以服刑六個月以下的短期自由刑8萬4471人占多數。在犯罪學及刑事政策的研究上，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評已久，被認為難以產生教化效果，也容易讓受刑人在監學習惡習，出監後更受犯罪標籤影響難以融入社會，應盡量減少適用。

     對於施用毒品罪者給予短期自由刑尤要注意，施用毒品者有較高比例成癮，被認為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的「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又或與其他精神疾患具有共病現象（co-occurring）。讓這些人進入監獄服刑，雖然能夠藉由物理隔絕而使其短期間內不再施用毒品，但這樣的做法仍然無法解決施用物質的根源，甚至在監取得其他購買毒品的管道，而監獄的犯罪標籤又讓原先惡劣的處境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受刑人因未受到適當的用藥安全教育，容易在出監後未留意耐受性與控制施用劑量造成過量致死（fatal overdoses）。從這個觀點出發，應該盡量擴大其他非短期自由刑的毒品施用者處遇，讓檢察官有機會針對犯施用毒品罪的成癮者給予適當的醫療處分（例如：活化檢察官緩起訴處分的運用）。觀察勒戒作為醫療處分的一環，在制度定位上自然應該優先於短期自由刑適用，從這個角度看來，將《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解釋為「觀察勒戒時點說」是較適當的選擇。不過，在此同時也必須急忙地澄清，採取這樣的立場是出於處遇制度定位的分工，而非來自實際運作的狀況。

   • （三）避免排除刑罰節制措施的適用

     施用毒品的行為不僅與成癮有關，更鑲嵌於其人際網絡之中。這時候，施用毒品者可能為了避免接觸具暴力風險的毒販或被逮捕的風險，也可能因為彼此都有施用習慣，便時常互通有無，同時是施用者，也是提供者。這樣的供應行為並非獨立於社會，而是與成癮及其他複雜的需求結合，提供者可能未獲取利益，也可能賺取小額利潤作為跑腿費用。但在刑事司法運作之下，上述行為都將涉及販賣毒品罪捲入官司。在對販賣毒品採取「嚴刑重罰」之下，即便利潤甚微，也將面臨重刑，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為例，最輕本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被告自白適用《毒危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也適用《刑法》第59條其情可憫而減刑，要獲得緩刑或其他易刑處分仍有賴於《刑法》第62條自首或《毒危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上游因而查獲才有機會。這是因為《刑法》第74條第1項限於「未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或「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才有緩刑空間的緣故。如果施用毒品者因犯施用毒品罪遭刑之宣告，就意味此後五年內犯罪都無法適用緩刑，未來即便涉犯輕微犯行便可能鋃鐺入獄，這也包含在藥物交換網絡下提供少量毒品的施用毒品者。依照《毒危條例》第23條第1項，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結束後即由檢察官予以不起訴處分，非刑之宣告，如此一來就不會被緩刑的形式要件所排除。從避免排除刑罰節制措施的角度觀察《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如果鬆綁觀察勒戒的適用空間而採取「觀察勒戒時點說」，讓更多犯施用毒品罪者能夠接受觀察勒戒，出所後即獲得不起訴處分，對於施用毒品者的影響比起短期自由刑來得輕微許多，同時也較能避免其未來因輕微犯行入監，且不會再留下前科，也相對有利於復歸社會。

5. 結論 重新思考機構性醫療處分的契機

   相較於緩起訴處分受到較多關注，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處分普遍不受重視。這次最高法院將法律見解歧異的爭議裁定送交刑事大法庭，剛好可以作為重新思考機構性醫療處分的契機。上述分析循著政策導向的解釋脈絡，從刑事司法與物質使用者的互動關係出發，認為如果從減害角度理解再施用毒品，並採取減少短期自由刑適用、避免排除刑罰節制措施的立場，應該對於《毒危條例》第20條第3項採取「觀察勒戒時點說」，所謂的「三年後再犯」僅以被告此次再犯時間，與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相距已逾3年就已經足夠，不因其間是否另犯施用毒品罪而受到影響。

   不過，採取這個立場不意味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程序已臻完善，相反地，機構性醫療處分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2003年將勒戒處所改設於醫院或看守所，不要求一定得設在醫院，已經讓立法期待大幅倒退，且現行實務作法與監禁管理相當接近，《禁戒處遇成效評估辦法》與監獄《累進處遇條例》相去不遠，又所內專職心理師及社工師人力不足，難以提供醫療資源協助，同時也存有一定程度的污名。另外，觀察勒戒處分也將中斷原有的生活安排（法律規定最長2個月），如果被認為有繼續施用傾向而強制戒治，受人身自由拘束的時間更長（法律規定6個月以上、1年以下），相對於直接獲得易刑處分而不用入監，或法院定應執行刑將期間內多次施用毒品行為定刑的行情來說，不見得人身自由拘束時間較短，這也是為什麼不少施用毒品者寧願被起訴施用毒品罪的原因。

   這些問題，都不會因為本次大法庭解釋而消失，我們仍應繼續改善毒品施用者處遇的各項問題，進一步著眼於刑事司法與物質使用的互動關係，盡量緩和刑事司法對於物質使用者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才是接下來應該努力的方向。同時也要提醒，新入所受觀察勒戒人數在2009年為9501人，到2019年只剩下3786人，案件數量減少已久。倘若實務見解確定採取「觀察勒戒時點說」，勢必有更多的案件湧入機構性醫療處分體系，相關單位應及早因應，增進機構性醫療處分服務品質並活化社區性醫療處分運用，以避免影響受處遇者的權益。

※ 本會業已於109年10月25日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予最高法院，惟為便利讀者閱讀，作者在不更動文旨之下，有調整若干語句，併此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