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檢察官以幫助詐欺罪起訴人頭帳戶的提供者後，案件就會進入法院。一些來司改會的人頭帳戶案的申訴人會提到，他們覺得不管說什麼，法官都不相信他們是冤枉的，而且法官看起來也根本不在乎「有罪」這件事，對他們的人生來說，是一件多麼嚴重的事。

到底法官怎麼判斷人頭帳戶的被告，是否構成幫助詐欺？怎麼看待各式人頭帳戶提供者的抗辯？又怎麼看待判決「有罪」這件事？

從訪談中可以看出，只有要交付帳戶的行為，法官就會先將人頭帳戶的提供者，視為「有罪」，被告必須不斷提出各種說法，說服法官相信，他交付帳戶的行為確實沒有幫助故意，由此才能爭取「無罪」。而會為法官所接受的說法，則須符合法官對於「正常社會關係」的種種社會情態的想像或經驗。

在訪談中我們也發現，有的法官可能不見得贊同目前實務關於幫助詐欺「有罪」之認定標準，但是在現行司法體制下，卻又不得不判被告有罪，而折衷之道，就是判處緩刑…。

問題一：法官是否會覺得簡易判決處理這個制度，被告連法官都見不到就可以被判刑，可能犧牲被告的程序權保障？

受訪法官認為，簡易判決處理的目的就是要達到速判，這是一種立法選擇，沒有辦法直接說它是對或錯。不過有時簡易判決在操作上的確會有些問題，例如在被告坦承犯行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的情形，被告是否真的坦誠，而且過程沒有受到任何威脅，法官或檢察官不見得會知道。因此受訪法官認為，這個制度的人為操作相當重要。在聲請的過程中，檢察官應先過濾案件是否適合簡易判決，才能提出聲請；再者，程序進入訴訟時，法官應再過濾一次，若案件真的合適走簡易判決，才能進入簡易判決的程序。

問題二：如何認定提供人頭帳戶者，是否構成幫助詐欺？

受訪法官認為，如果回歸法律適用，人頭帳戶之提供行為成罪與否之認定，應該回歸幫助故意的有無。目前實務上，只要認為有利益交付，就都會被判有罪，沒有例外的情況。但受訪法官認為，其實重點不在於利益交付，雙方交付的關係是什麼才是重點。這指的是：被告是將帳戶交給哪個對象，而這個對象與被告的人際關係為何。如果把帳戶交給父母親，這樣的交付應該是沒有的問題的。而如果是交付給朋友，像這種我個人通常不會判有罪。但是如果被告把帳戶交給一個他不認識的人使用，不管有無現金，他很可能就具有不法行為之故意。因為帳戶的處分本身就是有風險的，將帳戶交給沒有信賴基礎的人，這本身就應該要預見不法行為將可能發生。

受訪法官表示，他曾辦過一件被告抗辯因網路交友而提供帳戶的案件，不過他仍判被告有罪。這名被告是女性，她在網路認識一位新加坡的男性，男性的照片看起來很帥，兩人透過聊天就變成男女朋友。後來那名新加坡男性就說，他為了做生意需要一個台灣的帳戶，被告覺得很合理，就跟朋友借了一個帳戶給他，而這個帳戶後來就成了詐騙集團所使用的人頭帳戶。受訪法官認為，這個提供被告帳戶的友人當然不會構成犯罪，而他雖然相信這名被告確實是被騙，但她行為仍然構成了幫助詐欺。理由很簡單，在感情上被告是信任該名男性沒錯，但她在感情上面的信任基礎是有問題的。因為被告從來沒有看過那名男性本人，不知道他真實姓名，也沒辦法找到他，最重要的是，被告說那名男性跟她說，如果妳把帳戶給我，我以後到台灣開公司會分紅給你。那綜合判斷考量，會覺得說被告根本就是把帳戶交給一個網路上虛擬的人，而她是高知識份子，她在銀行上過班也開過公司，人際非常的廣，卻被愛情沖昏了頭而這樣做。

問題三：法官如何看待被告以帳戶遺失來作為抗辯？

受訪法官指出，帳戶遺失的抗辯在實務上十分常見。問被告存摺或提款卡何時不見的，被告常會說我也不太確定，等到發現的時候才知道不見了。問被告把存摺或提款卡放在哪裡？他會說放在機車的坐墊或是某個地方，然後不知道被誰拿走。再問被告說那為什麼人家會有你的密碼？被告就說我就寫在卡片後面或是我就寫在一本筆記本上面。問被告為什麼沒有去報案？被告就說因為他發現的時候，被害人的錢就已經被轉出去，報案也來不及了。

受訪法官表示，關於遺失抗辯，法官必須透過問案來綜合判斷被告的說法是否合理。例如被告說自己把密碼寫在提款卡背面，這種說法聽起來就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密碼就是要防止別人知道，那你怎麼可能還把它寫在卡片背面。不過這種情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發生，但是因為有的案子是被告被詐騙集團教導要這樣說，以將自己塑造成被害人，所以法官必須謹慎判斷。

受訪法官指出他判斷被告之遺失抗辯是否合理，主要是透過詢問以下情形：

1. 遺失的情節。有些遺失的情節很誇張，但未必是假的，通常到後來都會不知道孰真孰假。但是至少會看被告可不可以講出來一些情節。例如被告說他是走路走到一半掉的，那我們就會看說到底是不是用演出來的，還是怎麼掉的。
2. 被告是否有報警處理。一般人如果發現自己東西不見，一個理性的人應該就會報警處理，但是有些被告根本沒有報警，或是說報警的時間已經太晚了，被害人錢已經被領走了。
3. 被告怎麼交代他的密碼為何會被別人得知。通常比較傳統的就是說寫在上面，而有的人會說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猜出來的，但我真的沒有把密碼交給別人。不過受訪法官表示，根據他的經驗法則，提款卡的密碼共有八位數，除非你自己告訴別人，否則不可能猜得出來。
4. 帳戶內的餘額及交易狀況。如果被告在帳戶裡面存個幾十萬，或存個好幾萬塊錢，帳戶遺失後錢被人家領出來，那他就會相信這真的很有可能是遺失。而如果是新辦的帳戶、帳戶內餘額很低，或是帳戶被利用前，被告剛好將帳戶的錢全部提光，被告的遺失抗辯通常就不會被採信。

不過受訪法官也表示，這是一種推論但並不是絕對，他曾接過一件腦性麻痺患者的案件他就判無罪。這名患者聲稱自己的提款卡背後寫了密碼，他在搬家時弄丟了，那張提款卡的帳戶每個月也會有幾千元的補助款匯入，而且他也有努力工作所以也有薪水。不過這個案子被高院撤銷改判有罪，因為高院比對他搬家的時間點與遺失的時間點，認為他的抗辯有問題而判他有罪。

最後，受訪法官也指出，其實很多案件的抗辯是大同小異的，特別是遺失抗辯或是被告保持緘默的案件，更是難以判斷，但是法官的判決就是會不一樣。這是因為不同被告在法庭上給法官的感覺不一樣。同樣一句話，有些人左想右想最後才做完筆錄，或很順地說出來，或是制式化地講出來，那感覺是完全不同的。這種在法庭上的感受無法透過文字記錄下來，可能是被告的反應、言行還有一些眼神，一連串的過程形成了法官的心證。

問題四：法官如何看待被告以求職或貸款為由交出帳戶的抗辯？

受訪法官表示，關於這類抗辯實務上有分甲說跟乙說，多數說認為要判有罪，因為他們認為找工作絕對不可能在青年公園這邊約見面，一見面人家就跟你要帳號密碼。另一說則認為應該判無罪，理由是：求職者大多很急於找工作，無法用理性的方式去評價，有些則是社會經驗不足。受訪法官表示，他也是採用一般的實務標準，關於求職辯抗他基本上會判有罪。他的重點不是在於求職，而是說被告把帳戶交給一個陌生人，第一次見面就在外面就把帳戶給他，縱使是求職心切，但只要稍加注意就會知道這是有問題的。

問題五：法官是否會調查有利被告的證據？

受訪法官表示，如果被告說得出東西，他就會幫被告調查。不過受訪法官也表示，辯護制度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被告不知道要如何提出抗辯，或聲請調查哪些證據，法官就不見得會調查。

問題六：許多人頭帳戶的提供者也是遭到詐騙集團利用的被害人，而被判幫助詐欺對他們的人生影響很大，法官如何看待這樣的情形？

受訪法官表示，如果那名被告其實也是被害人，交付帳戶的行為並未有詐欺取財的幫助故意，他會先讓原告與被告和解。因為這樣的案件被告必須負擔民事責任，而若被告並非最終得到利益的人，他會在勸諭和解的過程，試著尋求原告同意，讓被告要付的民事賠償能夠少一點。而在刑事方面，他也會勸被告認罪，以盡量讓他們能夠取得緩刑。因為緩刑期間一過，就不會在良民證上留有紀錄，未來也能夠考公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