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庭針對玻璃娃娃摔死判重賠案，受到社會各界的矚目。許多人批評法官沒有考量到「情」、「理」，對於判決提出許多質疑。其實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法律或法官而是在於「司法制度」本身，因為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太僵化了，法官只負責寫判決書，使得起訴後除非原告撤回，否則就一定要判決，絲毫沒有商量的空間，只會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

以美國民事法庭制度為例，明顯強調替代性解決紛爭的機制，諸如調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或和解會議（Settlement Conference）等，卻是以審判作為最後解決紛爭的工具，訴訟進行中，法官可能會說下次開庭不要到法庭來，直接到協商室進行和解會議，法官與當事人圍成圓桌面對面協調，將心證以及可能的結果告知當事人，由法官主導勸喻當事人和解的方案。事實上，社會許多民事糾紛的發生往往是基於一時氣憤，雙方經過時間的沉澱，聽到法官要雙方互退一步的說明，多數人都能接受，達成雙贏的局面。

美國這種能夠不要使用就最好不要使用的態度，使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訴訟案件，在判決出來之前，皆因和解成功獲得解決，對於降低當事人時間、金錢與勞力的支出，法院審理案件的延滯，以及法官工作的負荷量，皆大有助益。更重要的是民眾糾紛獲得解決，達成雙贏以及社會和諧的良好結果。

反觀台灣，從玻璃娃娃乙案相關當事人的反映，看得出來原本可以再協調的案子（原告要學校賠償，陳同學只需道歉），由於法官受理後必須判決，不可以私下與當事人協調，判決出來輸的一方就繼續上訴，這種時間、勞力及司法資源的耗費，是國家競爭力的大敵。因此根本原因在於我國民事訴訟制度太過僵化，訴訟中沒有促成和解的空間。

司法審判的威信不是建立在威攝人民之上，應該是埋藏在獲得人心之中；不是源於嚴刑峻罰，而是在於教化人心，獲得人心、教化人心才是國家司法權行使的目的所在。因此，期盼有關當局思考有關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是否如同美國擴大調解的機制，不必侷限訴訟後法官就準備要如何寫判決書，開庭時不敢進行和解，也不必避諱公開心證有何不妥，因為法官公開心證，舉出原告或被告可能尚無法說服法官之處，不僅讓審判過程公開、透明，更能促成雙方訴訟中達成和解，對於審判的效能，法官清廉度的指標，以及當事人信賴法院的程度，均能大幅提升。

※ 刊登處：2005-8-28／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