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法律系的學生，先前在課堂上就聽過人頭帳戶的實務問題，也曾在新聞中看過相關報導。但在還未深入了解本議題前，自己和身邊家人、朋友的看法都單純地認為，在處理跟錢財有關的事物時，不是應該要格外細心留意嗎？帶著這樣的好奇心，我們訪談到曾經承辦相關案件的郭皓仁律師，希望可以更了解實務上遇到的問題。

當流刺網般的推定故意，遇上無罪推定

人頭帳戶犯罪涉及刑法第339條詐欺罪，而實務上幫助詐欺的主要爭議在於該如何判定行為人具備「幫助詐欺的故意」。簡單來說，若要判提供帳戶者犯了幫助詐欺罪，需要其認識詐欺罪的客觀構成要件，並且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但故意並不以直接故意為限，具備間接故意亦可。

在人頭帳戶案件中，「預見」是指可以預測交出自己的帳戶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故意」則是指把帳戶給對方時，是否有意要幫助詐騙集團實行犯罪。實務上經常可以看見法官在判決中寫道：「行為人可預見將自己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將幫助不法詐騙集團詐欺他人之財物，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如此簡單、直覺，從交出帳戶的客觀事實導出有幫助詐欺的故意。

本應是嚴謹的認定程序，在司法實務上，認定的方式卻變得寬鬆，到頭來，變成一個有罪推定的過程。郭皓仁律師說：「其實這就如同流刺網的作用，基本上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在交出帳戶的那刻，就會被法官認為有預見的可能性卻還去做，行為人具備故意就順理成章地被推定出來，甚至完全不需要有證據，同時也造就了九成以上定罪率的情形。」

「怎麼有那麼恰巧的事，每個人都來跟我說被騙？」

郭皓仁律師也提到，從檢察官和法官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辦過上百件類似的案件了，自然會提出「這就是詐騙，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的看法。

然而，站在被騙帳戶者的角度，他們可能是第一次從事民間借貸，誤信「提供帳戶」是辦理貸款的程序之一。在經濟困窘、急需用錢的情況下，對於風險的判斷能力會變低，相較於經濟負擔較小的我們，對那筆錢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態度，兩者的狀態是完全不同的。

律師認為，在這套「推定故意」邏輯中，隱含著「只要你知道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都有故意」，可這樣的概念，是一般人不會有的。若將此種觀念推到極致，會導出社會上根本就不存在被詐騙的受害者，因為所有人都應該可預見對方是詐騙集團，卻心甘情願地把錢匯過去，然而法官不敢把這套邏輯套在受害者身上，卻轉而運用在被騙帳戶者身上。法官是用「一般人沒有」的「一般人邏輯」，去套用在一般人身上。

然而，詐欺犯罪並未因司法創造出這套強大的推論武器而變少，相較於十年前，現在幫助詐欺案件進到偵查的案量是兩倍多。雖然現在慢慢有法官會遵照無罪推定原則，做實質的故意認定，也願意去看個案的處境、難處，但整體來說，定罪率仍在九成以上，而且若程序上走簡易判決，就根本看不見行為人的辯解。

郭皓仁律師就曾遇過有個20出頭、還在念大學的年輕人，因誤交損友，和一件鬥毆案件扯上關係。擔心家人知道，只好自己籌錢找律師打案件。為了六萬塊，上網找了民間借貸網站，對方循序漸進地和他商談借款的流程，對方說需要確認他帳戶裡的金流、確保沒有被強制執行，要他將提款卡寄過去，直到家人要匯生活費給他時，他才發現自己的帳戶被列為警示狀態，於是趕緊向銀行聯絡，才知道自己被詐騙了。他想說警察已經介入處理，也有說明自己是被騙，就沒有特別加告對方詐欺，後來卻被起訴。

開第一庭時，可以明顯感受到法官的敵意跟不相信，畢竟當有一個人、兩個人來說被騙，到第一百個人跟法官說他也是被騙的時候，法官自然會產生「怎麼有那麼恰巧的事，每個人都來跟我說被騙」的想法。
處理這位年輕人案件的過程中，律師印象最深刻的是，倘若被告單純相信司法，沒有請律師，就會像其他案件一樣很快被定罪。可是現實中，沒有請律師的案件反而是佔多數的。

當社會結構下的經濟弱勢，遇上怠惰的政府

而回頭討論人頭詐騙問題的根源，有許多不同的方方面面。郭皓仁律師提到，他參考台灣金融研訓院2020作的台灣金融生活調查，調查顯示有三成的民眾存款低於5萬，其中完全沒有儲蓄的為16.6%；並且有11%的民眾無法獲得任何形式的借貸。這些數據背後代表的是，有些家庭無法承受突如其來的經濟風波，只要遇到一次較大的事故，如生病需要動手術、發生車禍無法工作數月，就可能繳不出房貸、車貸、小孩學費、卡費⋯⋯。當親友無法協助時，只能向外借款，但有些人沒有穩定的薪資轉帳證明，銀行不會核准，在沒有其他選擇下，只剩民間借貸。

然而，政府卻放任各種詐騙資訊充斥在民間借貸的市場，只要搜尋關鍵字，就會跳出非常多網站，其中某些詐騙集團的網站還大喇喇貼了反詐騙的專線。聯絡這些詐騙集團後，會有自稱是專員、經理的人來接待，給予詳細借款的細節、資訊，讓人相信是真的借貸流程，對方在審核自己的還款能力。

被騙帳戶者通常是社會結構下的經濟弱勢，司法用一張大網，將這些人跟潛在的犯罪者一網打盡，讓這些本身經濟能力不好的人，必須停工或向公司請假，去跑台灣各地的警察局、地檢署及法院，甚至是到離島，應付後續案件的審理。司法迫使這些人去擠出本來就沒有的錢，好賠給被害人，以換取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最後再告訴他們，只要再繳十幾萬塊的易科罰金，就可以不用被關。

而警察跟檢察官也會有一定的困擾，因為案件需要移來移去。甚至法官也不敢判緩刑，因為行為人身上還有其他案子，如果別的案子被判有期徒刑，就可能要撤銷緩刑，這種情形對司法本身就是一個困擾。
我們可以說，司法系統的麻煩，源自於前端許多政府行政作為的怠惰。

「不夠小心就是有做壞事的故意嗎？」

訪談最後，我們之中有人向郭皓仁律師提出質疑：若完全遵照無罪推定原則將會產生「錯放」？郭皓仁律師則回應，這是司法的價值選擇，必須在寧可錯殺還是錯放間做抉擇。

郭皓仁律師認為，法學教育一直告訴我們，無罪推定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保護的是所有無辜的人，如果為了制止猖獗的詐欺犯罪，寧可錯抓這些被騙的人，也要抓到潛在的幫助詐欺犯，就會演變成如今高定罪率的局面。司法必須回頭思考什麼是應該要的選擇，什麼是刑法原本要求的選擇。

律師認為，法官、檢察官因為太擔憂被詐騙集團蒙騙，導致他們以極高標準去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的無辜，有一百種理由駁斥被告的說法不合理，但司法永遠跟不上詐騙集團的腳步。當開始有司法判決說，被告沒有核實對方的身分資料，就把帳戶交出去，以此具備間接故意的時候，詐騙集團就會生出新的方法，可能是先去騙第三個人的身分證，再拿來騙帳戶，最後利用帳戶騙第四個人的錢。

有些人憂慮詐騙集團發展出「教戰手冊」，教導提供帳戶者該如何應對，律師認為要考量的應該是每個個案的情況及處境，不該假設行為人的說法是詐騙集團為了脫罪所教出來的，畢竟如果有人會被騙錢，那就有人會被騙帳戶。

郭皓仁律師說，被騙帳戶的被告一旦進入訴訟，他必須提出很完整的資料，遇到一個相對不那麼帶有敵意的法官，才會被判無罪。當司法採取有罪推定的立場時，法官是先抱持著行為人有罪的態度，去看待他所提出的證據。倘若法官認為被騙帳戶者在應對詐騙集團時不夠謹慎，也有可能認定你有幫助詐欺的故意。

律師也在訪談結束前，提出問題：「我們可以說一個人不夠小心就是有做壞事的故意嗎？」

訪談後，我也一直反覆思考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