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由人民所建立，是由原住民、農民、非裔族群、學生和工會，是由全體人民組成的公民社會，沒有人民參與的和平就不是真正的和平。

──引用自紀錄片《他們正在殺害我們Nos están matando (They’re killing us)》

在2022年1月22日，為了響應國際危難律師日（1月24日），司改會舉行了《他們正在殺害我們Nos están matando (They’re killing us)》紀錄片的全臺首映座談會。導演Emily Wright, Tom Laffay、Daniel Bustos Echeverry深入跟拍二位哥倫比亞社會領袖的生活，也訪問當地NGO工作者以及在地民眾對於人權運動領袖的看法，亦以最直接的角度為座談會的臺灣觀眾們揭露了哥倫比亞人民於維護自我權利的空間是如此狹隘。

哥倫比亞現況：在哥倫比亞，每四天就有一位社會領袖遭到殺害

根據民間團體的紀錄，在2017年哥倫比亞共有125位社會領袖遭到殺害，肆意殺害的現象屢見不鮮，這個數字亦是臺灣民眾無法想像的。紀錄片中的受訪者談及，這些暗殺和威脅是為了阻止和平進程，其背後的執行者包含毒品販子和非法礦業採掘的黑道。

儘管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與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簽署了和平協議，但簽署協議後形成的權力真空，讓新的武裝團體和毒品販子得以掌握地方勢力，試圖保衛自然資源和社區權利的社會領袖們都遭到追殺，該年度有超過200位社會領袖遭到暗殺，但超過80%的案件沒有成案，也沒有受到法律制裁，形成有罪不罰的狀況。

「我們是捍衛者」組織的會長迪安娜‧桑切斯亦在紀錄片中指出，「在哥倫比亞，人權與社會運動並不認為是優先事項，而且哥倫比亞確實仍是一個根深柢固、把人分階級的國家，底層階級的人們，根本不被視為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他們想要打消人民認為他們可以組織起來爭取權利的念頭，手段更是五花八門，包含離異家庭、摧毀社區等等。

社會領袖的真實生活：被當作軍事目標，每天只能與保鑣一起行動

菲力齊安諾‧瓦倫西亞是一位納薩族社會領袖與土地運動者，自2006年起就受到生命威脅。他曾經歷過三次暗殺行動，他雖有幸存活到今日，然而他的妻舅卻在家裡休息時遭到殺害、表兄弟在騎摩托車時被攔下來後遭到處決。海克特‧馬利諾是非裔族群後代社群的領袖，組織社區保護團體，協助維護受害者權利，自2008年起就遭受生命威脅。

海克特‧馬利諾深知自己為何被視為軍事目標，因為領導者的職責就是領導群眾來保衛土地、捍衛人權、保護生命，而這則可能對政府造成威脅。他常看見自己的照片出現在傳單上，以高價懸賞他的性命，有如通緝令一般。他每天都要擔心任何一個人會因經濟所困而選擇來暗殺自己。迪安娜‧桑切斯進一步認為那些威脅傳單將恐懼注入人心，而在這個國家，恐懼很有效。威脅大多來自「黑鷹」這個團體，這些社區、原住民與非裔領袖因為他們的工作而受到威脅，而這讓哥倫比亞的社區領袖難以維持區域的和諧。

這些社會領袖無法隨意出門，若是出門必須乘坐防彈車；他們也總是在移動，因為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不只難以申請，又沒有實質效用，於是他們選擇雇用數名保鑣跟在身邊。為了免於親友過於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危，所以也只能謊稱這些保鑣是自己的朋友。保鑣如影隨形，也使這些領袖與社區變得有些疏離，等同失去了自由行動與交際的權利。有80%~90%的威脅案件不會受到檢查單位的調查，這些發出威脅甚至執行謀殺的組織或個人也就不會受到刑事處罰，這樣的立案律也顯現出哥倫比亞政府並非真的有意願調查這些威脅與謀殺案。


「當你認識到你的權利，總會有人想要阻止你捍衛你的社區」

影片的最後，我們透過鏡頭親眼看見一名捍衛社區的青年在武裝部隊的攻擊下身亡，血淋淋的一幕衝擊著每位觀眾的內心深處。即使可能付出生命代價，哥倫比亞民眾仍然在上街，仍然選擇不顧一切捍衛他們的權利和社區，仍然選擇對世界吶喊：「當社會領袖不是犯罪，我們沒有武器，我們有尊嚴！土地就是我們的生命，土地是要被愛、被保護的。」但願有一天，人權普世價值可以平等廣泛地被世界各地所實踐，讓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與自由。

 

石雅如：「一個村莊的平靜來自於異議者都被殺，這樣是真正的民主嗎？」

石雅如教授是慈濟大學國際暨跨領域學院專任副教授，亦是臺灣少數專長領域為拉美地區文化、經濟和原住民族權利等議題的新生代學者，研究課題對拉美個別國家如哥倫比亞、西班牙以及墨西哥有所關注。本次座談會中，她亦以許多數據與細緻的分析向觀眾訴說哥倫比亞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現況為何，給我們一個能更清晰去理解的架構。

在講座中，她提到哥倫比亞處於中南美洲，多個國家在二十世紀後期經歷了長時間的內戰，加上哥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鄰近盛產古柯鹼的安地斯山脈，且無論經由山海線皆可方便到達美國（最大的毒品消費市場），因此毒梟集團興盛，許多毒販透過毒品交易獲得龐大財富，得以藉此購買昂貴的軍事武器，也形成了哥倫比亞喜愛用武力來解決衝突的風氣。

為了講解上述現象的嚴重性，石教授透過數據向大家展示了2017年哥倫比亞的兇殺率為全球平均值的三倍，哥國的人權運動者遭受殺害的比例亦遠遠超過拉美其他國家，全球的環境資源衝突有將近半數也都出自拉丁美洲（毒品種植、非法礦採、森林資源掠奪），為了搶奪資源，各種私人武力與游擊隊林立，讓此地區的治安與犯罪率令人堪憂。

而這種私人武力的成因，是因為哥國政府於1968年時頒布了《48號法案》，合法准許家財萬貫的地主與富商可以運用資金成立準軍事團體。這些準軍事團體的成立是為了打擊因共產主義浪潮下，因土地分配不均而成立的游擊隊，同時也用來肅清試圖爭取土地正義的貧窮階級農民。而政府軍方亦助長這些準軍事團體的成立，這樣的現象就好似回歸殖民時代的權力狀態。

雖然這項法案在二十年後的1988年正式宣告違憲，也頒布了新法案阻止私刑正義解決紛爭，然而政府消極放任的態度反而助長人民不信任政府的傾向，使得建立私人武力的風氣更盛。司法機關受理與準軍事團體相關的暗殺案件的比例只有大約13%（出自「我們是捍衛者」組織），絕大多數的殺人者都可以置身事外且利用殺人獲得大量報酬。

有報告顯示拉丁美洲對於公共機關的信任度依序為天主教教會有69%、約軍警機關約50%、司法體制只有32%、國會和政黨亦只分別擁有31%與22%的信任度，顯示出人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石教授更進一步分析哥國的被害者與加害者身分，發現2020年研究報告中458名被謀殺的人權或工會的倡議領導階層，其中原住民就佔了將近25%的比例，其次為社區意見領袖以及農民，這些位於社會底層的族群約佔了57%的被害人總數，為其中被害人為律師的案件則有3名，雖然為數不多，但是石教授亦強調理論沒有人應該因為倡議人權與爭取權利而受到殺害中。

至於加害者部分，高達306個案件無法查明加害者的身分，他們可能是毒品集團、受僱傭的小型幫派團體（大多於青少年時期就已入幫）、簽訂和平協議之後而不願從良的游擊隊隊員，以及最具知名的「黑鷹」組織，他們極喜使用選擇性暴力的手段，只殺害重要的領導人，使這些倡議團體陷入群龍無首的窘境，削弱這些團體的勢力。再者，他們大多只拿錢辦事，地方政治氏族亦利用此特點進行買兇，試圖創造一個沒有異議者的「民主」選舉。而其他有查明加害者的案件，則包含透過1968年的《48號法案》合法成立準軍事團體，以及農民自組的自衛隊，尚有軍警聯合成立的武裝團體。

 

Ms.Gloria Silva —「選擇這項職業，是因為我們懷抱著信念」

座談會中邀請到Ms.Gloria Silva，現為哥倫比亞律師，以影片的方式與我們一同談論哥倫比亞（以下簡稱哥國）的現況，及哥國律師所面臨的迫害。Ms.Gloria Silva表示，鎮壓模式不能僅靠表面的衝突及不平等的整體情況來解釋，她表示哥倫比亞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國家，認為如要瞭解哥倫比亞律師受迫害的情況，必須由國內政經角度切入討論。

Silva律師解釋，哥倫比亞在土地取得上是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導致對農民的剝削與強迫遷移，為哥國人民感受最強烈的問題之一。又整體而言，貧困與社會排斥程度極高，哥國的吉尼係數已上升至54，創下過去十年來新高。上述問題使得民眾無法接受公共教育，沒有完善的公衛體系，很少人有機會獲得有尊嚴的工作，絕大多數人過著僅能勉強糊口的日子。另外，貪汙腐敗嚴重、極度不正當的政治階層，再加上政府執政採取排外、鎮壓的方式，強化各種不公義，導致人民起義。

Silva律師繼續談到，起義行動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份量。歷來，哥國一直有民眾組織化的行動，包括農民、工人、非洲裔社群、原住民族社群，以不同的方式反抗各種政治或經濟計劃，或單一霸權的願景，建立起重要的抗爭行動，遍布於國內的農村和城市地區。他們形成統治階層的阻礙，最後變成異議份子的聲音，讓歷年來在哥倫比亞掌握經濟和政治權利之人感到不滿。另一方面，由歷史角度觀之，鎮壓模式的特色之一，是應用內部敵人教條理論，由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下指導棋的理論，美國資助哥國，訓練軍隊及準軍事團體，以對抗人民運動，目的是令民間對公正社會的要求失去合法性，更盛者成為種族滅絕模式的前置階段。

另外，鎮壓行動也藉由各種行政措施和政策的頒布來合理化，包括立法、司法和監獄政策等，及當權者為鞏固利益，藉此消滅所有反對他們大型計劃的不和諧聲浪，這類計畫往往帶來更多貧困，讓更多資本和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在各個層面上，過度使用暴力也為鎮壓模式之特點。

Ms.Gloria Silva律師—「國家機構及準軍事團體對於人民起義行動所做出之回應已達犯罪等級」

「這種鎮壓模式在過去幾年的特點，特別是近5年間有越來越多起訴和監禁案件，針對抗議者、在街頭大聲表達不滿的人、在自家土地上抵抗的人，以及以不同形式為當權者帶來障礙的人，這種鎮壓模式是背離民意的，尋求的是紀律，消除各種追求不同夢想、不同世界的聲浪。」

Silva律師接著解釋鎮壓的原因，並舉例指出陪同參與人民運動的人權律師所承擔的最大風險。首先，律師們正遭受到強烈的污名化，不僅歸因於所捍衛的人權的原因或指責遭到轉移，並合理化高度鎮壓，及國家機構迫害、盤查的正當性。例如，其中最為人熟知、最不正當壓抑人權律師和為政治犯辯護的律師的事件，發生在DAF（即行政安全部），該部門涉及非法監聽，並對律師的工作進行盤查、汙名化和非法化，指責律師是叛亂分子戰爭策略的一部份，最終，衝突被當作一種藉口，用來迫害和消滅人權律師所參與的各種抗爭和爭取尊嚴的行動。

這種情況並沒有停止，比方說在哥倫比亞的行動安全部，即國內的政治警察，仍透過軍事情報、透過警察繼續發展和和執行對律師的盤查。因此，Silva律師指出，這並不是普遍地針對所有律師，承擔最大風險的是陪同參與人民運動的人權律師。

另外，人權律師透過司法，在國內和國際案件中進行抗爭，不僅受到汙名化，同時也導致政府通過立法措施，該立法在某種程度上，用以監禁和起訴人權律師。例如，第1908號法案，該法聲稱是為解散準軍事團體而頒布，但結果反而很矛盾地強化了準軍事團體，Silva律師指出：「這種鎮壓模式所要做的，是重申近代以來被否定和質疑，尤其是遭到向來被排斥的青年階層所質疑的霸權主義權利。」這部名為組織武裝團體法的法律（縮寫：GAO），不但沒有達到解散準軍事團體的目的，反而在司法保障方面引入一系列走回頭路的改革，針對據稱屬於組織武裝團體的民眾起訴，這些遭到起訴的民眾，在這部法律下，成為司法受害者，且遭起訴的民眾，恰好都是人民運動的成員。而在這項帶有鎮壓意味、走回頭路且相當危險的法律，認定向組織武裝團體提供法律知識、法律服務和援助的人，視為犯罪者。這就表示我們的職業、行使辯護權的職業、在面對法外案件也應獲得國家保障的職業，因而轉變為高風險職業，也意味著我們工作的程序和條件更加複雜。這種鎮壓模式是針對有組織的部門、針對哥國不滿現況的群眾，歸根究底，這也是針對律師的鎮壓模式。

Silva律師最後談到，在對人生的規劃和選擇中，他們決定捍衛大眾，並反對國家任意行使權力，尤其歷年享有特權的階級，犧牲大多數人的福祉、犧牲大多數人的安寧，也犧牲了這個國家大多數人有尊嚴的生存權。如今民眾遭非法起訴和監禁已成為家常便飯，這是令人非常擔憂的，因為不只是監禁，對專業人士捍衛人民運動和陪同進行司法程序，皆造成了莫大阻礙。

Silva律師說：「我堅持認為我們選擇這項職業，不只是妥協，而是因為我們懷抱著信念。」

 

Mr. Sebastian Escobar—「這種騷擾和迫害是歷史性的」

Mr. Sebastian Escobar現為哥倫比亞律師，亦為人權辯護組織「荷西·艾韋爾·雷斯翠波」（José Alvear Restrepo Lawyers' Collective (CAJAR)）的成員，此機構致力於捍衛政治暴力受害者的權利。

Mr. Sebastian Escobar律師首先讓我們了解哥倫比亞的背景，包括位置和特殊性，以及經歷長期武裝衝突的影響，雖然哥國政府與至少兩個主要團體取得重要的談判里程碑，但遺憾的是，武裝衝突仍是哥國的潛在問題，而人權狀況不斷惡化，也是長達數十年武裝衝突的後果。並接著提供受害者數據及嚴重的侵害人權狀況，指出目前有800多萬人因暴力而流離失所、9萬多人失蹤、超過25萬人死亡。

Escobar律師繼續提及2016年，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游擊隊組織（EP）與哥倫比亞政府簽訂之和平協議，分別有以下幾個要點：首先，是關於農村綜合改革，第二是關於處理非法毒品問題，此問題從二、三十年前就嚴重影響哥國。協議中也規定要建立過渡時期的司法模式，處理最嚴重的違反國際人道組織法的行為，以及在國內武裝衝突和政治暴力的框架內，所犯下的嚴重犯行，亦提到採用安全機制和保障的必要性，一方面保障簽署和平協定、保障行使或參與政治的人，以及從事捍衛人權或社會領導工作的人。

然而，儘管有和平協議這項重要的里程碑，政府卻缺乏真誠遵守協議的政治意願；特別是在保障人權倡議者、保障簽署停戰或和平協議的人的生命安全，以及保障政治上的反對派等方面，出現衝突惡化的情況，加強殘餘團體勢力，例如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過敵對行動的團體一旦遭到解散，或駐紮在這些地區的FARC團體離開，他們就再次獲得對非法經濟活動的控制權，導致近年來出現一種惡化局勢，一方面是人權，特別是針對從是捍衛人權工作者的犯罪和謀殺。

Escobar律師接著說明上述情況是如何惡化的，分享以下的數據，來強調對社會治安現象、對不斷加劇的武裝衝突局勢，以及對哥國人權捍衛者的處境的判斷：根據聯合國駐哥倫比亞辦事處的和平協定監測執行委員會披露的數字，近幾個月來，再次發生強迫遷離的事件，在國內各地約有12000人，且發生數起謀殺案，更嚴重的是在國內再度發生屠殺案。

在這種情況下，Escobar律師所屬的荷西·艾韋爾·雷斯翠波律師組織，仍持續發展他們的工作，特別是陪伴政治暴力受害者，並要求他們的權利，但卻沒有真相、正義、賠償和保證不再重犯，這是哥倫比亞政府和準軍事團體在哥國武裝衝突框架內實施暴力行為結果，亦使律師們在行使工作時處於複雜的情況。

Escobar律師最後闡述律師正面臨的處境、困難與回應方式：「一方面，在武裝衝突的情況下，譴責和監督哥倫比亞政府的工作，意味著開展這項工作的人權組織受到傷害，彷彿我們是持不同政見的團體或游擊隊的代理人或利益代表，如此一來，我們便被貼上內部敵人的標籤，哥國政府創造出特定詞彙，合理化針對捍衛人權者的各種迫害，但我們只是執行法律上的陪同任務而已。」

例如，荷西·艾韋爾·雷斯翠波組織的律師，包括遭指控為叛亂成員或異議團體份子，而受到刑事起訴，甚至長期遭國安單位監視，尤其現在還透過情報組織，並運用科技追蹤個人資訊。

另外，捍衛人權者被謀殺的數量也日趨嚴重，使得捍衛人權者暴露在極大的風險之中。對此，為對抗哥倫比亞政府而展開一項國際行動，反對政府迫害荷西·艾韋爾·雷斯翠波的成員，並將在未來幾個月內交給美洲人權法院。

 

Camilo Pérez-Bustillo —“Human rights are universal，they belong to all of us，they do not belong to any governments.”  

Camilo Pérez-Bustillo為哥倫比亞律師，現於臺大法律系擔任客座教授，於座談會的最後與我們分享並呼應紀錄片及兩位律師的內容，指責哥倫比亞政府對律師所做的行為是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進一步論及為什麼哥倫比亞的統治階層可以做這些人權違反的事情而沒有受到追究？其中一點就是因為背後有美國的支持，這種型態也相當於中國對於香港、西藏等壓迫情形。

Pérez教授最後說道，人權並不歸於任何政府，人權是屬於所有人的。感謝臺灣與哥倫比亞律師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