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4月16日，對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顏大和進行資格審查。審查中，他特別強調：「絕不會向總統報告個案；會視是否為社交禮儀的公務場合，決定見總統與否；若總統私下找吃飯，他應該不會去。」

如果特偵組還在最高檢，他辦案一定會「嚴守程序正義及證據法則；並落實偵查不公開；且採取團隊辦案、不單線領導，因為個人智慧有限、容易出差錯。」

對於特偵組的存廢，他認為：「特偵組目前仍有存在必要，但因沒有救濟制度、把總長推上第一線，應移至高檢署。」又認為「特偵組的制度沒錯，錯誤在人為操作，終極目標應是五、六年內廢除特偵組。」

而「在倫理上，法務部長羅瑩雪是上司，不會有兩個太陽的問題，會謹守檢察與行政之間的分際。」

顏大和正面回應了我們問的第一個問題，並且具體保證絕不會向總統報告個案。也算是回答了第五個問題，贊成特偵組最終應該要廢除，但是，還不清楚他對於「被關說該如何處理、檢察一體、審檢分立」這些問題的立場。接下來，讓我們對檢察總長提名人，繼續問完這十個重要的問題。

• 問題六：對於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的運作，如何與法務部長分權？
• 問題七：對於基層地檢署分案與檢察官會議的運作，有何看法？
• 問題八：是否贊成法官與檢察官的養成應該各自獨立分開？對於可能身為司法官學院副召集人，將會有何作為？
• 問題九：對於濫權起訴及上訴的看法？檢察官倘若濫權應如何究責？目前的淘汰機制，是否認為已經足以淘汰不適任檢察官？如何落實淘汰不適任檢察官？
• 問題十：對於檢察官之定罪率偏低，有何具體作為？

檢察官人事權

檢察官為司法制度的重要成員，其專業的信譽與尊嚴必須謹慎維持，人事之保障當然是其中之重點，幾經改革，才設有「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立法時，所考量的幾個運作原則：一個要重視檢察官之身份、待遇、升遷等人事保障，使其不受檢察一體以外、外部政治勢力的任意干涉而保有「外部獨立性」，但同時又要考量「可問責性」，讓其可以權責相符，同時，制度的運作也要有「公平性」。

「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設置在法務部，主要是負責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不包括檢察長）的人事問題，包括「任免、陞遷、轉任、回任、考核、獎懲、職務評定、停止職務、解職、及調職」，以及提供法務部長「遴任檢察長建議名單」與「檢察長遷調之徵詢意見」等事項（法官法第90條、法院組織法第59-1條、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就形式觀之，法官也有人事審議委員會，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但除了法官代表之外，27位委員中，也有3位外部的學者專家（法官法第4條）。高比例的內部委員，考量的是法官高度的獨立性，「略為參酌」外部委員的意見，某程度表彰了最低程度的「可問責性」。當然，在缺乏外部機制平衡的情況下，司法權內部的上位者（如司法院長），也有可能全盤掌控法官的人事權。

相較於此，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全數由檢察官「自己人」組成，外部機制全然缺乏，要確保人事審議的公平公正、以及對檢察官的問責性，只能寄望於內部委員。這種制度設計的風險是，倘若內部委員仰仗上意，部長（或總長）獨攬大權，就枉費了極度外部獨立的設計，引進外部委員「分權平衡」就有必要。

再看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的委員17人，由法務部長指派4人、檢察總長、及其指派3人、全體檢察官選出代表9人組成，可知制度裡也有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分權」之設計。更有趣的是，檢察總長是「當然委員」，但最後享有人事核定權的法務部長不能當主席，只能指定次長擔任，在審議的程序中排除法務部長，重視「內部分權平衡」的設計，更甚於法官。

事實上，這就是曾勇夫與黃世銘的鬥爭的導火線，當部長與總長雙方爭執不下，就會引爆鬥爭。新任檢察總長的人事難題，就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運作時，如何與法務部長分權？並且，如果連高度強調獨立性的法官人事都有外部機制，檢察官是否應該某程度引入「外部委員」，作為內、外部權力分立的制度設計，增加「可問責性」？

權力鬥爭的本身，其實並不可怕，只要是鬥爭者非為私利，是為了制度的建立。制度的設計，應以權力分散、多元、制衡為原則，並且，讓人才能夠在制度裡面順暢流動。這也是說，檢察官的人事調動，必須要有效地聯結到促進檢察官制度良性化運作的健全方向，這也正是最後兩個要問的問題。

如何解決濫權與提高定罪率？

最後兩個問題，其實都是類似的，就是要問檢察總長，對於檢察官辦案時所可能產生的弊端，有何節制與應對之道？檢察官辦案最被詬病的是濫權起訴與上訴，也因此，定罪率當然就偏低，而濫權不起訴也是一體的兩面，都必須設計後續的機制，才能遏止或追究責任。

檢察官濫權情節嚴重者，當然就應該要予以淘汰，目前的淘汰機制，在「法官法」通過施行後，主要是透過「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但事後還要經過監察院的彈劾，以及司法院職務法庭的審核，門檻其實不低，黃世銘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並且，如果沒有受免職或撤職的懲戒，仍然有可能回任。換言之，目前的制度，大概只能淘汰掉「極度不適任」的檢察官，實在還不足以全面提昇檢察官的辦案品質，也無法解決濫權的現況。

更有效的作法，應是要把檢察官的人事制度，與檢察官的辦案品質結合在一起。如果把檢察體系比喻成一家「公司」，檢察官的「辦案品質」，就是這間公司最主要的「業績」，很難想像在考量升遷與人事時，有公司會不考量「業績」。

也因此，把前開「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所負責「任免、陞遷、轉任、回任、考核、獎懲、職務評定、停止職務、解職、調職」的人事問題，與檢察官的起訴定罪率、上訴發回率、不起訴再議後的廢棄發回率，透過客觀的統計方式，作出合理的連結，才會是解決檢察官辦案濫權與草率的根本方法。

比較前端、直接的方法，就是檢察長透過「檢察一體」，在案件尚未濫權起訴或不起訴之前，以「書面」行使「案件的承接權、移轉權」或「案件的指揮監督權」（法院組織法院第63、64條）確保辦案的品質，或者是預先統一辦案的標準。追根究底，檢察官之所以受「檢察一體」拘束，就是要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收斂濫用權力或誤傷人民的可能性，這才是「檢察一體」的真諦。

分案規則與檢察官自治

「檢察一體陽光法案」裡，點明「檢察長指定分案」制度，是大有問題的。簡單說，這是一種「以合法掩蓋非法」的手段，檢察長只要把有問題的案件，交給自己信得過的手下，就可以上下其手。

法官法第91條設計了「檢察官會議」，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檢察署的檢察官會議，由「該署全體實際辦案之檢察官組成」，職權之一，就是對於「年度檢察事務分配、代理順序及分案辦法」有建議權。如果檢察長不同意這些建議，可以提出「復議」，或者，「以書面載明理由附於檢察官會議紀錄後，變更之」。

這些是針對「檢察一體」的分權式設計，原則上檢察長再不得依憑自己的喜好，把案子分給想分的人，必須遵照「檢察官會議」所定下來的「遊戲規則」。然而，例外的情況，檢察長只要附具「書面理由」，還是可以推翻檢察官會議的決議，對案件的辦理，享有最終垂直式的收取管控權，或平行式的合作決策權，只是，要以書面明確負起最終的責任。

這是一個平衡檢察官辦理案件的公平性與客觀性，但同時又要符合個案妥當性的制度性設計，一方面預先設下遊戲規則，另一方面也要有彈性地賦予調整的可能性，再讓檢察長負起最終的責任。

就理想的狀況，檢察官會議可以像是一個公司的例行「工作會議」，蒐集檢察官遇到的困難，集合眾人的集體智慧並解決之，促進檢察官的自主性，達到檢察官自治的境界。同時，也可解決過往檢察長藉由分案之名、隱藏干預之實，卻又不用負責之弊病。

只是，現行的問題是，檢察官會議多未被落實，檢察長與檢察官之間，權責依舊不分，不是放任問題叢生，就是由檢察長獨自決定案件的承辦人員或偵查走向，卻又毋庸具名負責，浪費良法美意，甚為可惜。

法官與檢察官分訓

在法官和檢察官仍然合併考試的現況下，考試錄取後必須接受「訓練委員會」所提供的訓練，檢察總長擔任該11人委員會裡的「當然委員兼副召集人」，對於法官與檢察官的養成，具有實質上之影響力。

本於「審檢分立」的一貫性思考，法官和檢察官就算考試暫時不分開，訓練也應該分離，是否贊成法官與檢察官的養成過程各自獨立分開，考驗著檢察總長對於「審檢分立」的信念有多深。

最後，在「太陽花學運」掀起一波波社會運動，與林義雄先生禁食帶領反對核四的重大議題下，朝野兩黨或將「心有旁鶩」，顏大和亦或會輕騎過關，國會將於4月29日投票後，同意其擔任檢察總長。即便如此，這些問題並不是寫完交卷就了事的考題，後續的真正挑戰，才要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