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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二四、四一一到四二八，不斷有人來問我：老師，德國警方可以像這樣驅離嗎？我說，差太遠了，要比就比個歐洲法治的「末段生」，恐怕較切實際。

二○○五年婦女節前夕，土耳其婦團在伊斯坦堡Beyazit廣場（位於交通繁忙的鬧區）和平集會，原先只是唸唸平權宣言、喊喊抗議口號。但警方以集會「未經許可」為由，先命令解散後強勢驅離，造成流血衝突，還逮捕數十名「滋事份子」。

隔日，鎮壓事件上了國際及歐洲媒體（土國警方可不敢驅離或施暴記者！），但土國的親政府媒體卻不斷放送「暴民觀」，警方也聲稱集會已違法、失序，為了維護公共秩序並避免妨害交通（白話版：還路於市民），才動用公權力排除。此外，政府指控示威者向警方丟擲石塊（請注意：不是丟紙板或紙杯）且砸毀數輛警車，造成七名警員受傷（數目可沒亂灌水）。

看看台灣甚囂塵上的「以法律之名」，大家猜猜，這故事的「續集」會是什麼？國家全面召喚戒嚴幽靈（一九八二年土國才結束軍事統治）？「暴民」被鋪天蓋地追訴？ＮＧＯ路權被恣意取消？首謀被濫行預防性羈押？社群網絡被全面監控蒐證？連捷運族、逛街族也要被無端盤查？大錯特錯！因為「法律是什麼，不是政府或警察說了算數」─至少在歐洲不是，連在土耳其都不是！

一位驅離受傷的婦女Izci，向歐洲人權法院控訴土國暴行，該院於二○一三年的Izci v. Turkey裁判，一致宣告土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三、十一條並應負賠償責任，判決理由殊值我國借鑑及警惕。尤其是，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二十一條同此保障，且其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見解亦同；依我國《兩公約施行法》第二、三、四條規定，此具我國內國法效力並拘束我國所有的國家機關。

武力驅離就是施以酷刑

首先，人權法院重申其向來見解：和平集會縱使「違法」，也應給予相當的包容，公約不容許政府以刑罰來威脅示威者，更絕不允許警方動輒以武力驅離，因為這會壓制人民參與集會的意志，形成寒蟬效應。一旦人民因此害怕集會，民主國家的重要基石也就隨之淪喪。土國已明顯違反公約第十一條的集會自由保障。

其次，以警棍、催淚瓦斯來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不但違反公約第十一條，同時還違反公約第三條的「酷刑絕對禁止條款」，也就是說，鎮暴警察毆打和平示威者就是國家對人民施以酷刑，這和刑求被告取供的違犯情節，沒有兩樣。人權法院再三告誡，武力僅能適用在重大動盪騷亂情況且絕對不允許過度反應；土國政府無法舉證警方強勢驅離的必要性，正好相反，就是因為警方動輒訴諸過當武力，甚至於還辱言挑釁或追打離去的民眾，所以才會造成群眾失控與場面騷動。一言以蔽之，集會是「因鎮而暴」，政府的不當鎮暴，才是集會從和平轉成混亂的始作俑者。

縱容暴警違反調查義務

更重要的是，人權法院還指摘土國違反「有效調查」國家暴力的積極義務。對台灣人而言，這猶如「天方夜譚」：土國政府已出面道歉、內政部長被降職、高階警官被記過；還有，土國檢察官也不太像是政府的鷹犬或警察的附庸，檢方不但對警方發動偵查，還一舉起訴了五十四名施暴警員，其中數名後來也被土國法院判刑。儘管如此，人權法院還是無異議認定土國違反公約，因為：一來土國鎮暴警察竟然「隱匿身分標識」且戴上頭盔面罩，造成被害人指認困難及偵審程序拖延，這種作法阻礙了公約要求的有效（含迅速）調查義務之實踐。二來於偵查與審判進行中被控非法施暴的警員本應停職或解聘，三來司法機關亦應積極調查高階警官或公務員下令驅離的犯行，但本案顯然都沒有。由於先前幾個案件，如二○一二年的Pekaslan and Others v. Turkey，案情與敗訴理由皆雷同，人權法院最後誡命土國政府應記取教訓，從警察勤教、警械使用到集遊法制，都應全面檢討，以免重演悲劇。

回到台灣，法治已經沉淪到連土國都不敢比、沒得比。當權者毫無忌憚喚醒利維坦（Leviathan）的國家巨靈─以法律之名。作為法律人，行文至此不知為何忘了憤怒，只是難掩悲哀，臨表涕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