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 林文蔚案是一契機，讓大家理解基層管理員的處境，並打破監所內部上下層的共構關係。第一線戒護人員的權益改善，是監所改革的重要一環，與受刑人處遇之改善實相輔相成。
2. 戒護人員的工作環境高壓，戒護外醫是最大一環，包括判斷是否外醫的風險、防止逃亡的戒護壓力。
3. 以唐永正案及詹保男國賠案為例，可看出基層管理員的無能為力，以及上層判斷的模糊和反覆。

與談側重面

今天會盡可能試著以較貼近第一線，或是說監所目前可以解決的一些問題做說明。

林文蔚案給予民間團體的啟示是：獄政改革一直以來都缺乏基層管理員的視角，他們以往甚至跟矯正體系成為一同被批判的對象。透過本事件正讓我們重新反省以往我們對監所改革的論述中，似乎缺少了基層戒護人員的聲音。而在2014年監所參訪計畫政策論壇中，就有一位與會者有類似的提問。對此我們當時的回應是：第一線戒護人員的權益與受刑人處遇之改善其實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但這件事如何讓實際第一線的人員可以有所感受，又是另一個問題。

戒護人員的工作環境

整個監所大略的問題，其實早在2011年李茂生老師的《研考會民國100年計畫結論─獄政改革芻議》中，就已經點出了6大面向的改革項目。而今天主要著重於「監所醫療」，戒護就醫及後續保外醫治的問題，除涉及收容人的性命及身體健康，同時也是造成第一線戒護人員，最大壓力的項目之一。

監所管理員的工作環境，可從現在Facebook的粉絲專頁——「靠北監所」窺知一二，雖然其中的發文內容可能有些激烈，但我們仍可從這些抱怨中，得知一些監所內部運作的現況。

監所管理員的前輩經常會告訴他們，「把戒護當作教化的工作之一」，然這樣的安慰事實上是非常「服毒式」的。因為戒護事實上是所佔比重最重，但卻不具任何教化功能的工作，然而卻是讓基層管理員面臨最大壓力的問題。

監所管理員的工作相當辛苦，在《研考會民國100年計畫結論─獄政改革芻議》中，可得知他們作為監所第一線的基層人員，其薪資、福利相較於一般的執法人員是相當不足的，更遑論升遷管道於矯治署成立之後又綁得更死了。甚至有受訪者表示主管在考核工作表現時，非工作因素的考量占其中相當大之比重，如年資、人際關係，甚且是長官的個人喜好等等。

監所管理員作為基層，不光要面對受刑人，我們希望呈現一亦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其職涯以及作為矯正體系的最基層，有無獲得矯正署相對應的支援。

進到監所的受刑人，其社會歷練可能超乎一般人所想像，可是戒護人員的日常也是超乎一般人所能想像。戒護人員的日常可以分為日勤與夜勤，日勤像一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夜勤所面臨的壓力則是超乎常人所能想像的。所謂的夜勤，採隔日輪班制（值一休一），從早上8點進入監所工作後，須連續執勤24小時至隔天早上才能離開，這是造成戒護人員高壓力的原因之一，又由於收容人數過多，面對社會經驗超乎想像的收容人與安全事故，壓力極大。戒護外醫或住院以及處理突發狀況（如收容人鬧房），這些監所基層管理員認為最主要的壓力來源，也使他們再無心力教化收容人。

戒護外醫為工作壓力

戒護外醫是造成基層第一線壓力其中的最大一點，包含無醫療背景的管理員，須判斷收容人是否達到「回天乏術」之程度（若未達到此程度，戒護外醫的收容人須上戒具），以及防止收容人逃亡。 

至於保外就醫，法務部認為須經過三階段——監內門診、戒護外醫、移送病監（後兩階段也是戒護人員壓力最大之處），且須再經醫師認定病況有危及生命之虞，才可以申請保外就醫。監所管理員常因上級的裁量與判斷疲於奔命，而需面對收容人回天乏術的結果。

主要問題是戒護外醫需評估收容人的生理徵象，表列的15點造成判斷風險，除第1-8點可以透過儀器測量，第9-14點則實難由現場管理員判斷。

緊急外醫通常發生在醫護人員較不足的夜間，此時緊急外醫的風險均由基層管理人員承擔。在經驗不足的時候，基層管理人員難精準認定收容人病況是否符合法定標準；又有時所有數據量測均顯示正常，因此無法緊急外醫，但最後收容人還是死亡（林文蔚的文章中亦有提及）。

桃園分監便配有護理師與基層管理員相互合作，即使護理師在所外，也是隨時待命，收容人的詳細戒護也由護理師一同作判斷，可減輕基層管理員醫療判斷的風險，有效其戒護壓力。

保外就醫為時已晚之例子

舉兩個例子，顯示基層管理員在戒護外醫到保外就醫的階段有多麽無能為力，其中一例發生在2007年，如此可知此問題已有多久。

如唐永正案，收容人由於口腔癌延遲就醫而死亡，問題便主要出在保外醫治的前階段。然而在監所內的治療紀錄（2006-2007年的監內門診紀錄）均非常模糊，根本無法看出口腔癌的癌變過程（此點監察院調查報告亦有提出）。

在收容人病情嚴重惡化以後，法務部矯正署的判斷反覆（6/5法務部回覆新竹監獄准予住院治療，6/8又讓台中培德監獄提回繼續服刑）。此般情形，上層的決定未能及於基層人員，亦使基層人員不知應如何處理。

又如詹保男國賠案：先不論在入監服刑前，已知其符合保外醫治情形卻又命其服刑的問題，過程中兩次駁回收容人保外就醫之申請，最後才准許保外就醫，但收容人隨即死亡。這樣的醫療判斷，真的是讓基層人員有所依循的嗎？

再者，矯正署的應變態度亦無反省（例如於國賠訴訟案中抗辯：詹姓收容人本就會死）。矯正署的成立究竟想改善什麼？除了作為行政體系的統一窗口外，我們期待矯正署是能自主改革的機關，但如李茂生老師過去所預見的——監獄行刑趨於封閉、無感於社會刺激、內部建言被靜音（如林文蔚案）——這些都已經發生了。

建議

監所內部上層與基層管理員對立，對外，監所作爲一單位，兩者又被視為一體。在目前此結構難以撼動的情況下，或許林文蔚案會成為契機，讓大家理解基層管理員也有發聲的權利，並打破上下層共構關係（然實則上下層二者是有鴻溝的）。

矯正署目前也能進行包括基層管理員的改善之改革，此間，如與衛福部之跨部門的合作必要性是可預期的，而矯正署進一步的改革角色也是可被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