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一個天氣稍涼的下午來到了吳姓退休刑警（後稱吳大哥）家，即使已經上了年紀，他還是十分熱情地招呼我們，但一提到邱和順案當年的情況，他便逐漸沉靜下來，娓娓道出當年的故事。

吳大哥原先任職於警察局直屬刑警隊，在陸正案調查期間負責邱和順等人的戒護工作。原本他應該過著愜意的退休生活，卻因一次不經意的事件而選擇挺身而出說明當初邱和順案的不合理之處：

有一天，當吳大哥坐在家中看電視時，剛好看到電視中正播放執行死刑的新聞，他不禁想到邱和順也仍處於待執行死刑的狀態，趕緊仔細看上頭是否有邱和順的名字。當發現邱和順並不在當次執行的名單中時，他鬆了一口氣，但深知邱和順是因被冤枉而被判死刑的吳大哥，卻在當時感到十分不安：「這個不是他做的，如果哪天他被槍斃的話，我就覺得很冤枉。」，因此主動聯絡司改會，希望能站出來幫邱和順發聲。

「其實這個案子我們一開始就知道是冤案了，只是幫不上忙。」

1988年，吳大哥在刑警隊工作時，正好遇到「陸正案」和「柯洪玉蘭案」接連發生，當年在短時間內發生多起擄人勒贖及殺人案件，台灣社會上瀰漫著緊張不安的氛圍。吳大哥說，他其實沒有直接參與到案件的調查，只是知道有「陸正案」這個案件：當時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負責承辦此案，但遲遲未有進展，直到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隊（以下簡稱北市刑大）宣稱已找到嫌疑犯，南下接管整個案件，才出現了邱和順等人的身影。

回憶當年的情況，吳大哥無奈地說，其實在北市刑大找到邱和順等人開始調查時，新竹地方的警察大多都知道這些人是無辜的，「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案子發生的過程，然後他講的跟這個完全不一樣。」，但迫於北市刑大掌握了陸正案的調查主導權，他們也無法為這些無辜的人們多做什麼。他也強調，作為刑事警察，事實上嫌犯到底有沒有犯下案件，依他們辦案所累積的經驗，一眼就看得出來。

邱和順等人稱他們是趁上學時鎖定陸正從私家車下來，再等放學時從校門口把人抱走，但吳大哥提到，當時所有小學生都穿得一模一樣，如何在短時間內記住並準確地找出陸正？更何況後來證據也顯示陸正當天早上根本就不是乘私家車、而是搭公車上學，更顯邱和順等人對案情的無知。而邱和順在被吳大哥等警察戒護時其實也曾私下和他們說「我沒做」，吳大哥也說他知道，很多時候被刑求他們也看不下去。雖然一般的新竹市警察都和他們處得很好，但因這件案件是由北市刑大所主導，連新竹的長官都不敢說這案子不是邱和順做的，他們也更幫不上忙。

「這個案子你不曉得過程，我就講解給你聽，你就照他的講，這樣就兜起來了。」

提到刑求的部分，吳大哥坦承，在當時的警界中這是一種相當常見的手段。為了讓犯人坦承犯行及找出重要證據，若警察在辦案過程中已掌握一定證據，但犯人卻不肯承認時，警察就容易動用刑求手段來取得證詞。但當時邱和順等人分明就是無緣無故被牽扯進陸正案，怎麼會知道案件的過程及重要證據的位置？吳大哥無奈地說，北市刑大也是警察，一看一定也知道不是邱和順等人犯下此案，但迫於當時的破案壓力，且嫌犯也已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看到證詞有問題，就會叫警察再去訊問。因為警察也需要給檢察官交代，只能在後續的調查過程中不斷地用刑求取得不實自白，讓他們的證詞符合案件的客觀事實。吳員警說，就是如此陸正案才會查了那麼久，「檢察官把他們收押，因為資料不足，兜不起來，又繼續去查。這段時間他們就被關在看守所。」，來來回回查了一個多月，才由北市刑大宣布破案。

「沒人敢講。別人（北市刑大）在辦案子，連新竹的長官都不敢講，不敢說這案子不是他做的。」

我們詢問吳大哥對於邱和順的印象，他笑笑地說，邱和順人很好相處，不會像其他人鬼扯一堆有的沒的，言談之中也不會不斷夾雜罵人的字詞；另外邱和順也很健談，個性直爽，會認為自己沒有做就是沒有做，雖然在警察這邊會因為躲避刑求而先給出不實證詞，但到檢察官那邊也從來都沒有承認過自己被加諸的犯行。而當年邱和順等人會被指控犯下陸正案及柯洪玉蘭案，主要是因為秘密證人的指認，導致邱和順及他身邊玩在一起的一群人都被拉下水，而邱和順被稱為主嫌其實只是因為他是這群人的大哥，眾人才會在被刑求時說是他帶頭的，卻因而成為兩件重大案件的主謀，進而被判處死刑。

最後，吳大哥感嘆說，事件已經過了這麼多年，雖然他們曾到監察院針對警察刑求及案件不合理的部分做說明，監察院也就此做出了調查報告，證實陸正案違反了自白法則、無罪推定原則等多項在偵查時應遵守的項目，全程也無辯護人在場；調查報告中也提到「本案因發生不當詢問與刑求其事，應由國家就任意性負舉證責任，不得僅以筆錄簽名即推定為任意。」 ，但以這些證據作為新事實所提出的再審聲請，仍被最高法院駁回，也因此全案到目前已窮盡所有的救濟手段，正如吳大哥所說，目前除了總統特赦外，沒有其他方法能夠讓邱和順走出看守所。而吳大哥也認真地對我們說，雖然邱和順可能認不得他了，但若邱和順能夠活著走出看守所，他一定會去找他，告訴他：這三十幾年來，要撐下去真的不容易，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