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捷等待受審被押，雖未禁止通信接見，但他意向不明，親友消息也有限。可是，媒體三天兩頭一爆料，一下報導收到家書，一下子說他寫信請父母找律師。還稱北捷求償2千萬，鄭捷遞狀拒賠。這些消息來源，台北看守所嫌疑最大，隱然在放話「修理」鄭捷。

鄭捷犯罪，事證明確，眾人皆曰可殺。這個氛圍下，北所似乎享有「很高的民意基礎」，將其視為禁臠，愛怎樣就怎樣。反正，他放棄自己的生命，父母無能為力，社會上由立法委員帶頭，要求「速審、速結（含在嘴裡的是「速斃」）」，沒有人重視他的生命，北所不把他的通信權當一回事，似乎也是剛好而已。

北所侵害通信權不自覺

然而，這些是素樸的正義感，一般的素人可以這樣講、這樣想，北所畢竟是代表國家，又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要求。鄭捷並沒有被禁止通信，就是享有對外通信的權利，頂多，北所只能基於安全作形式檢查，並不能閱讀內容。否則，北所犯下的是刑事犯罪，比「違法行政」嚴重多了。

依《刑法》第315條，禁止任何人「無故開拆…他人之封緘信函」，第132條也有洩密罪的規定。再參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定義：「本法所稱通訊如下：…二、郵件及書信。」違反者，第19條定有民事賠償責任，第22條規定國家也有責任，第24條甚至定有五年以下之刑期。

被告受「無罪推定」

這些刑罰的規定洋洋灑灑，北所顯然壓根兒都沒想過，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我國向來不重視「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一旦受羈押，地位就馬上淪為「受刑人」，不管檢察官會否起訴、法院還可能判決無罪，進「看守所」，就等同進到「監獄」，地位相同，待遇就相同。

因此，就算概念上知道要區分「受刑人」和「被告」，實際上，監所卻常常忽略其間差別，畢竟，看守所常常就蓋在監獄旁邊，裡面的公務員也是相同的一群人，法律的規定與要求，參考參考，不出大紕漏，沒人會在意，尤其是像鄭捷這種案例，更是不太會有人關心。

於是，《監獄行刑法》第66條「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檢閱之」，對象明明是受刑人，看守所可能會「自動地準用」到被告的身上，完全忽略在看守所的被告，適用的法律應以《羈押法》為主。《羈押法》第27-1條規定，「被告得與任何人發受書信」，表示被告以享有通信權為原則；再加上第28條已經刪除，表示被告書信之內容，非有法律依據，已毋庸再受所方檢驗。

孟子懂人性不懂法治

鄭捷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只要是大案子，媒體常能從看守所得到內幕消息，除有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可能，還會牽涉侵害被告隱私權的問題。總言之，被告還未被定罪，非有法律的明文限制，並不能先理所當然地，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越是眾人皆曰可殺，程序上就該越謹慎、嚴密。

孟子沒有法治觀，但他的用人／殺人哲學是：「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用白話說：就算身旁的人都這樣說，官員大夫也都這樣說，千萬不要聽，等到全天下的人都這麼說，經過自己好好地仔細研析、觀察後，再做決定。

早如孟子，就知道順應民意趨向的重要，但民意支持之外，還要好好地仔細研析與觀察，而非人云亦云，只遵循直覺做事。法治，常常是反直覺、反人云亦云的，因為它是過去人類所犯錯誤的經驗累積，結晶成一層又一層實體的權利與程序的要求。人類最寶貴的錯誤經驗是：越在人性很難克制的時候，越要遵照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