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中寫道︰「呈現在我們眼前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犯罪行為，有無數的參與者，分屬不同層級、使用不同的活動模式……這是集體犯罪……這些罪犯中的每一個人涉及實際殺戮行為的程度，其實完全無關緊要，相反地，整體來說，離實際殺戮行為越遠，需負的責任越大。」

洪仲丘案一審宣判，輿論譁然，多數認為輕判。我國司法先天不良，不受人民信任，只要是爭議案件，就很難全身而退。近年來官方的改革只是自我感覺良好，以洪案為例，《速審法》、《法官法》、甚至於司法院最近強推的觀審制，大概都沒辦法解決這種窘迫，問題到底在哪裡？又要怎麼解決？

首先，究竟是法官不了解民意，還是民意不了解法官？法律有其門檻，但這不是理由，是司法要不要、想不想民主化且平民化的問題，若執政者不想讓司法朝民主與平民的方向深化，爭議案件就注定永遠會「各說各話」。

民意指責法官是恐龍，法官回擊民意是不專業的民粹。具體做法，是讓人民實質參與審判，並且，訴訟程序要配套平民化、口語化。這是大工程，但一日不做，只會不斷後悔。

問題在結構不正義

其次，結構性的不正義，司法有沒有認識、能不能解決？如果法官把洪案當成是「一般的」案件，那麼，人民就會用一般的「行情表」來質疑。一群血氣方剛的青少年，你一拳我一腳，把人打傷了，之後被害人體質孱弱死亡了，實務上連把風的人，都會被認定是殺人或傷害致死的共同正犯，共同負責。

張德正衝總統府，有可能撞到人就有殺人故意；軍官在整兵，整死也不在乎就是間接的殺人故意，知道有可能把人整死就是有認識過失。但一審把每個被告，都當成「無辜的小螺絲釘」，對死亡結果既無故意、也無過失，責任切割、因果中斷，必然會被質疑標準不一。

但洪案應該是「特殊的」，最核心的是能不能回應軍隊結構性的問題。追究這些軍官的責任，和追究江國慶案軍官的責任一樣，切開就不見了。邪惡，可以展現在很平凡的人身上，追究這些結構式的犯罪，必須跳脫《刑法》最根本「原子式個人行為」的思維，並進行集體性的考察。如同漢娜鄂蘭所強調，實際下手的行為與程度，其實無關緊要，相反的，離實際的行為越遠，需負的可能責任越大。

洪案背負了台灣社會對軍方不滿的歷史情結，也暗藏著結構不正義如何過渡轉型的問題，司法沒有能力處理，歸根究柢，是因為自己也沒有能力先處理司法的結構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