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表列

刑事冤錯案案件 人權侵害案件

個案不正義彰顯著制度改革之必要。而制度改革若不能落實為個案正義的實現,則只是幻影。
    
為了改變整體性的司法及人權環境,司改會對於制度改革一直著力甚深。而制度改革是不能脫離個案正義的,因為正是在具體個案上,我們看到某些制度性的問題,所以才會推動制度性的改革。而制度改革的成效如果沒辦法反饋到具體個案上,那其實就意味著改革尚未成功,仍須繼續努力。

正是基於制度與個案在改革上的相互體現,司改會也致力於個案的協助或救援。司改會主要受理的個案類型是「有罪定讞的刑事冤錯案」。這是因為在通常的訴訟程序中,當事人可以向一般的律師或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尋求協助。但是案件如果定讞了,因為重審的機率太低,無論是律師或法律扶助基金會,都不太會提供協助。而有罪的刑事冤錯案會導致無辜者入監服刑,嚴重侵害人身自由,在錯判為死刑的情形,甚至可能導致生命的喪失,明確暴露了司法制度的問題。在避免資源重覆投入而且司改會本身資源又有限的情形下,因此司改會選擇優先投入這種案件的協助。不過,在某些重大人權侵害的案件,或是涉及制度性改革的指標性案件上,司改會也可能投入協助,理由正是因為藉由協助這些案件,可能有助推動重要的制度改革。

如果說有哪一個冤錯案的救援,最具代表性地促進了台灣司法的改革,那就是蘇建和案。蘇建和等三人於1995年2月4日遭判死刑定讞,本案涉及刑求逼供、過度依賴共犯自白、科學證據錯誤、調查審理程序的草率及偏頗,以及最基本的無罪推定原則的違反。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不是在蘇建和案上才有,而是當時台灣司法沉痾的典型寫照。藉由本案的救援,引發了許多人對司法沉痾的痛切認識與反省。2003年台灣刑事訴訟法的大幅修正,包括被告自白任意性的調查與證明、嚴格證明法則、交互詰問制、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等等,都與此有關。

如果說到司改會投入最多資源協助的個案類型,則是死刑冤案。司改會長期協助的蘇建和案、徐自強案、邱和順案、江國慶案,都屬於這類冤案。這種案件的後果涉及生命的剝奪,嚴重又有急迫性。司改會曾有兩件救援中的死刑冤案在來不及平反之前,被告即遭槍決(江國慶案則是有特別的情況,被告遭槍決多年後,司改會才介入協助)。第一件是1998年執行死刑的周峋山案,從定讞到執行只有短短的一週。而執行死刑的前一天被告周峋山的辯護人明明已經幫他遞狀聲請非常上訴,並向法務部部長聲請暫緩執行死刑。本案突顯了死刑執行程序的瑕疵,在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北律師公會的努力奔走下,法務部終於在1999年5月發佈了「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第二件是2000年執行死刑的盧正案。本案於2000年6月29日定讞,於同年的9月7日槍決。而於2000年8月2日司改會即召開記者會呼籲檢察總長針對案情疑點提起非常上訴,並請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隨著司改會向監察院就盧正案提出陳訴,監察院也於同年8月25日立案調查。可惜的是,就在監察院向法務部調到卷宗之前,盧正即迅速遭到槍決。

正是痛切地感到死刑執行的草率,司改會為了救援死刑冤案徐自強案,並暫緩徐自強死刑的執行,於2003年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台北律師公會以及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共同發起「替代死刑推動聯盟」(之後改名為「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之後死刑案件的救援與廢除死刑的推動,主要即由該聯盟來進行。

在司改會所協助的諸多刑事冤錯案中,最為共通的問題就是,偵查與審判機關過度依賴供述證據,也就是被告自白或證人證詞。為了取得自白,警察機關對被告或共同被告刑求逼供。這樣的情形可見於蘇建和案、盧正案、徐自強案、邱和順案、江國慶案等死刑冤案,也出現於邱武冠案、蘇炳坤案、張方田案等重大刑事冤案之中。而由於刑求遭到社會各界嚴厲的批判,而警察或是調查局人員仍然非常依賴藉由口供來鞏固犯罪事實,因此刑求逼供也就漸漸被更為精緻的心理施壓技巧所取代,例如恐嚇、威脅、利誘、欺騙等等的偵訊手法。這類偵訊手法由於沒有明顯的身體傷害,所以常常會被法院認定只是口氣不佳,但並非「不正訊問」;又縱使有幾次的詢訊問被法院認定是「不正訊問」,所取得的自白不能夠使用,但是之後的詢訊問只要被告沒有馬上改口,就會認定這幾次的自白可以使用,絲毫不考慮不正訊問對被告所造成的持續性心理壓力。此種比較不涉及刑求,但使用威脅利誘的手法卻不被法院採信的情形,可見於羅明村案。

隨著對冤案了解的更加深入,司改會也發現,證人的錯誤指認程序,或是對證人有意無意的誘導訊問,由此取得的供述證據也會被拿來作為定罪依據。關於指認程序瑕疵所造成的冤錯案,可見於邱冠武案、李英宏案等。為了避免指認瑕疵類的冤案持續發生,司改會也持續推動指認程序的法制化並要求有瑕疵的指認不能採用為定罪的證據。關於誘導訊問的問題,則是隨著司法心理學研究在台灣的推廣,才逐漸為人所知。誘導訊問會導致證人證詞遭到汙染,使得證詞變得不可靠,這樣的情形在兒童及智能不足的被害者身上,特別明顯可見。此類問題的代表案例即為許倍銘案。

供述不可靠,而偏偏又欠缺其他客觀物證可以用來定罪,有時偵查或審判機關就會依靠「測謊」來判斷被告或證人所說的話可不可信。可是姑且不論測謊到底是否能真的分辨真話或謊言,台灣的測謊欠缺明確嚴謹的標準作業流程,測謊施測人員水準參差不齊,一些有瑕疵的測謊報告就成了製造冤案的最後一根稻草。此類問題可見於盧正案、江國慶案、羅明村案等等。

除了過度依賴供述證據,另一種導致冤錯案的成因就是科學證據錯誤。科學證據在當代被視為定罪的可靠依據,但是科學證據也可能存有瑕疵。司改會協助的蘇建和案、徐自強案及江國慶案,皆有科學證據錯誤的問題。而於2011年一群長期參與司法改革的夥伴另外成立了冤獄平反協會,並以科學證據錯誤的刑事冤錯案,為主要的救援對象。由於科學具有可否證的特性,此類案件很可能成為台灣冤案平反最主要的類型。而藉由此類冤案的平反,也希望促使法醫以及鑑識科學在司法中有更為嚴謹的運用。

近年來,司改會也有協助弱勢型的冤錯案。這類案件相較於傳統的重大刑事冤錯案,刑度顯得相對輕微,但是由於突顯了制度上對於微罪案件的草率處理,以及弱勢被告人權遭受漠視,因此只要有明確能夠介入處理的點,司改會也會協助。此類案件為人頭帳戶的系列案件,以及突顯新移民困境的梅福安案。

在前述的刑事冤錯案之外,司改會也會協助一些重大人權侵害的案件,或是涉及制度性改革的指標性案件。此類案件由於涉及不同人權議題,司改會不見得是主要的協助團體,可能僅扮演支援性的角色。例如重大工殤案件RCA案、指紋釋憲案(釋字599號及釋字603號)、纏訟28年獲判無罪卻求償無門的柯芳澤案、關廠工人案、洪仲丘案、蔡學良案、蘆洲阿財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