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住了十多年，跟坐牢沒分別。

在《白日青春》中，阿默由這句話道出了身為異鄉人的悲苦及無奈。

原本生在不同的世代，只為了尋求更安穩、更安全的生活而離鄉別井，在未知的前程中只靠著對未來的盼望遠赴香港，到了香港後卻發現生活不如預期，對當下生活的困境作出各種妥協。然而，對於阿默在香港所生下的兒子哈山，雖然在香港出生，卻從來都不能以香港為家。對於這些異鄉人，因戰亂或災難而被迫離開故土時，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物理上的家，更是情感上的依附和歸屬感。

社會的不接納對應難名妥協的生活

阿默在《白日青春》中，原本是一位巴基斯坦的律師，是一個極度正直，有道德感的人，然而陳白日違規在先導致車禍的發生，卻找兒子的同事來對阿默施加壓力，要阿默願意去警局辦理和解，這個舉動，讓他感到不齒，卻無法從正當管道爭取自己的權利，或許最後阿默的死亡也是對生活種種無奈做出最大的妥協。
而少了父親照顧的哈山，加入一個由難民組成的走私集團，也開啟了他不平靜的人生，不是在逃就是躲起來，沒一刻安寧，行駛中的的計程車廂、公路、碼頭，沒有良好的居所，這些卻是他唯一的去處。

《末路窮途》裡巴基斯坦裔移民男性出獄後一無所有，為了挽回妻子和小孩，四處找工作，但低學歷、有案底的少數族裔在香港備受歧視，導致他在求職的過程中處處碰壁，他最後只能走上做一個非法司機來爭取自己的尊嚴。而這也是跟社會作為一個鮮明的對比，好多南亞裔居民在香港是合法，但香港社會又不接納他們，如此兩難的生活，也只能逼得他們妥協。

只想活得像個人

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社會對他人的態度往往受到自身文化和成長經歷所灌輸的價值觀影響。雖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聽起來古老且極端，但這樣的心理作用卻時刻存在。由於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我們習慣性地在心理上建構起一道道隔閡，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隔絕。在尋求改變他人時，實際上是一種渴望將對方塑造成與自己相似的心態。

要真正了解、同理甚至改變與自己不同的他人，必須放下自身立場，跳脫出自己的框架，站在對方的視角思考，甚至投入對方的生活環境，深入了解其成長歷程和文化底蘊。然而，現實生活中，大家往往知悉這樣的理念，卻由於這需要投入極大的心力，我們往往選擇回避，期望外在制度、組織或他人能夠替我們完成這種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