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英伸案的再現

1986年，台北市的一家洗衣店發生一宗造成三人死亡的命案。兇手是年僅19歲的原住民湯英伸，成為了台灣最年輕的死刑囚犯，當時引起極大的社會關注。湯英伸是鄒族青年，曾就讀嘉義師專，後因故休學。1986年，他為了家計而遠離家鄉嘉義，來到台北尋找工作機會。原本想到餐廳工作，然而，卻不幸誤入求職陷阱，被介紹到台北一間洗衣店工作，結果欠下3500元的介紹費，又遭到雇主扣留身分證，還被迫超時趕工。

一日深夜，湯英伸被無故叫回去工作，一氣之下提出辭職。然而，雇主卻以其無法償還債務為由而拒絕歸還身分證，還時不時用「番仔」的稱呼刺激他，雙方衝突一觸即發。最後，湯英伸殺害了雇主及其年幼的女兒，法院以強盜殺人罪判處死刑定讞，在執行槍決時湯英伸拒絕施打麻醉，認為自己是罪有應得，年僅19歲的生命就這樣戛然而止。

回到《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故事中，移工阿布杜爾在漁船上遭受雇主不人道的對待，當他要求返還護照時，與雇主發生了衝突，最終造成雇主及其年幼女兒的死亡。正當大家覺得這樣的行為泯滅人性，連孩子都不肯放過之時，謎底才終於揭曉。阿布杜爾並非企圖殺害年幼的孩子，而是源自於他在漁船上遭受的虐待，雇主在阻止移工反抗或要他們閉嘴時，會將他們的頭按壓進水中兩分鐘，而正是這樣凌辱讓阿布杜爾理解錯誤，諷刺地導致慘劇。

在這樣的案件中，世人眼光看見的是一個外籍殺人犯，一個罪無可赦的極端行為，但在我眼中他同時是一位手無寸鐵的非法移工，連護照上的生日也是假的，也是在司法中的陰影處苟活的人。因為非法移工這個身分，沒辦法擁有法律的幫助，他所能做的只有靠自己，而雇主怎又會輕易的放過，這樣的社會慘案令人不勝唏噓，他當然有罪，甚至是殺人罪，責無旁貸。然而，我們不應僅僅將這些視為個別罪行，更應關注案件背後的社會背景和結構。這些案件凸顯了弱勢群體所處的困境，無論是非法移工還是原住民。他們經常處於缺乏法律保障的狀況下，必須忍受不公平對待和壓迫。只希望大家在看這些社會陰暗處的人們，能用一點眼角餘光看見其中的無能為力。

階級的輪替悲歌

《八尺門的辯護人》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違章建築的聚落，這裡成為阿美族人落地生根的家園，族人在過去參與漁撈捕獲卻遭到漢人的剝削和傷害，甚至是羞辱。而故事裡的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同時作為阿美族人，決定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然而，他卻被捲入一宗海濱命案的調查，迫使他返回沒有歸屬感的家鄉。

佟寶駒的父親——老佟，因反抗漢人的不公對待鋃鐺入獄，這樣事件就像歷史不斷重演，而這次，原住民成了當初自己最痛恨的漢人，以欺壓移工為日常，彷彿階級之間有所輪替，受害的卻還是底層人民。
當初痛恨「白浪」的大副，認為殺了白浪的老佟是部落的英雄，而這也讓大副與佟寶駒產生了隔閡。因為一句「會跟部落那些大人一樣，沒有出息。」隨即起了爭執，從此井水不犯河水，同為族人的警察回想起，他們對寶駒的不滿，實際上是因為他們害怕他所說的話是對的。

如今的社會階級就像卡住的齒輪無法轉動，而悲傷的生命歷程卻隨著時間深植。過去曾受欺凌的原住民，開始默許接受了過去的陋習，去欺壓更加弱勢的非法移工。社會的殘忍也許不只是階級複製，而是階級所產生的惡用更兇殘的方式加倍的循環下去。

在法庭上，證人遲遲未到，開庭時佟寶駒悲憤的說起了父親曾經說的：「在漁船上，被宰的不一定是魚！」弱勢之間最可怕的就是彼此無法同理，反而暗忖著優越感，導致了在這條道路上，不同弱勢群體之間的輪替受壓，現在是移工，那下一個可能是誰呢？

死刑淪為政治籌碼

在阿布杜爾即將執行前的錄像中，我們聽到莉娜高聲的叫他說出自己真正的生日，然而槍聲仍然響起，死刑的執行卻並未改變。而傾向廢除死刑的法務部長便是利用這個疏失，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通過死刑來轉移民眾視角的事，在真實社會上遠比你想像的還多。

回顧2001年在中國佛山發生一件命案，其中涉及5人死亡，包括2位台灣人及3位中國人，台灣警方依據中國公安資料逮捕了杜清水（父親）以及杜明郎、杜明雄兄弟，而三人卻一直在堅稱自己的清白。一審時，台南地方法院因缺乏直接證據而判定無罪；然而，二審卻將判決改為死刑。2012年，杜明郎和杜明雄的死刑判決定讞（杜清水則於2010年在獄中去世）。此案最大的爭議在於，在台灣法院審判過程中，能夠將三人與案件連結的關鍵證據，證人並未出庭接受詰問，中國也未將相關的物證送至台灣。

這個案例在審判過程中經歷了從無罪到死刑的巨大逆轉。北市議員苗博雅曾在《杜氏兄弟案：兩條救不回的冤魂》中寫道：「杜氏父子只是去了一趟中國，回台幾天後，警察突然上門逮人，他們被指控在中國犯下五命強盜殺人案。檢察官起訴所用的主要證據全是中國公安局做的筆錄、不認識的證人、沒見過的證物、無從檢驗的鑑定書。強盜殺人一審判決無罪，從無罪到死刑，不可能坐視不理。」

而杜氏兄弟案纏訟了長達11年，11年不是一個小數字，然而在什麼時間點執行這個判決？為何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執行？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正是太陽花學運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政府透過水炮車的暴力鎮壓引起民憤，導致民意低落，使支持度面臨極大挑戰，而這兩名死囚卻成了政治責任上的替罪羔羊，以轉移焦點，使公眾的視線從政府的行為轉移到死刑執行上。

立法委員吳育昇被爆出醜聞時，在立法院大聲疾呼死囚為何不執行，透過這樣的手段來轉移焦點，所有死囚的生命淪為政治籌碼，先由媒體大肆報導未證實消息，激起民眾憤慨的心情，再由主持「正義」的政府簽署執行槍決，彷彿一齣配合完美的音樂劇，一搭一唱充滿了快活的空氣，而在死囚們的牢房內，冤獄者徹夜難眠。

我們眼中的人權

在影集《八尺門的辯護人》播出後，引發了大量的社會輿論，尤其是有關「是否支持死刑？」等死刑存廢的問題。

首先，談到死刑其背後的意義是永久隔離罪犯，但與此同時，「可教化」這個概念也引發了廣泛爭議。特別是在案件經過精神鑑定後，公眾對於法律的信任開始動搖，導致許多質疑和抗議聲浪。這一情況中，廢死聯盟成員成為了眾矢之的，承受著所有的謾罵。

但劇中討論到的現實環境卻讓人哭笑不得，「廢死聯盟曾經做過一項民意調查，台灣民眾有七成的人對司法公平性缺乏信心，有七成五認為台灣法律只保障有權有勢的人，有八成的人認為窮人比有錢人更容易被判死刑，但是，八成五的人支持死刑。」可以想見民眾對於這項議題的認識和態度充滿著不了解以及見風轉舵。

在劇中，阿杜布爾在雇主的虐待而殺人，民情激憤的討論著是否支持死刑，但人權議題是能夠訴諸於公投的嗎？就如同2018年九合一大選的同志婚姻公投，彷彿看見了當時的縮影，民主的本質是保障人民的權利，而法律的制定則是確保這些權利得到落實。在釋憲結果下保障了同志的結婚權利，然後公投結果在反對團體鋪天蓋地的洗腦宣傳下未通過，當時的論證至今我仍歷歷在目，在我的同溫層裡，大家都在為此公投結果感到絕望，而此時開始有人說：「民意結果就是如此，那些支持同婚的人不能接受那還談什麼民主。」

我曾經在我的社群媒體分享過一篇長文，應該只有我的同溫層願意看完。人權雖然重要，但卻不像其他議題那麼引人注目。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制度賦予了我們討論的自由，也讓我們有機會提出不同的觀點。然而，有些問題並不是純粹的意見問題，而是關乎對與錯的問題。把所有人都放在無知之幕後，還能堅持自己的理念嗎？

回到死刑議題，我能撰寫這篇文章代表我是幸運的，沒有因為我沒做的事而被定罪，冤獄平反者徐自強無罪釋放後得到了國家賠償金，但我不認為那能買回本該擁有的人生。我支持廢除死刑，最大的原因是不希望這樣的司法制度適用於任何人，死刑議題涉及到人權、社會公義等多重因素，不能僅僅是情緒和民粹所能左右。民眾舒服的躺在沙發上看著媒體聳動又不著邊際的社會新聞，坐在螢幕前他們化身被害者家屬，依法量刑的法官被稱為「恐龍法官」。

最後，我們應該以獨立的思考和深入的法治教育為基礎，需要以理性和客觀的態度，深入探討這些議題，並思考如何在司法制度中確保正義和人權的平衡。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應該被納入我們的教育體系，以培養學生對於社會議題的敏感性和批判性思維。否則一旦選舉來臨，將有許多在監獄中的受刑人感到不安與惶恐。